谁的作品一提到人民，似乎就注定是伟大的，其他的作品怎么样就可以不提了。好多人通过这个使自己的作品得到肯定，最基本的文学的东西达到达不到，也就不必太认真了。这也是一种媚俗。

其实，什么是人民？鲁迅笔下的阿 q ，这是人民。
华老栓，这是人民。祥林嫂，这是人民。鲁迅对人民的面目看得很清楚。

苏联的七十年铁幕，不论怎样还有一本《古拉格群岛》，还有人扪心自问，我应该为这铁幕的存在负什么责任。我为什么在有机会反抗时没有做什么，甚至连简单的质疑，抱着电线杆高声大喊的动作都没做。我们是受害者，这确定无疑。我们难道不是同谋吗？起码该问问自己。

他们的这种文字和他们想用这种文字表达的，实际上与王蒙等右派作家是同一套路数，即粉饰苦难，黄土地的浪漫情怀，像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雨》，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包括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要么把知青和农村生活浪漫化，甚至柔情化，知青的生活多么淳朴，人民的怀抱多么宽厚温暖，青年人的志向多么纯洁高尚。要么是回城后的失落，在大城市的茫茫人海中不知所措，不知所归。

知青生活的艰苦、知青回城欲望的强烈，而且涉及到多少个家庭，一种强制性的人口迁徙，却以高尚的口号包装。唉，就是这么怪诞，他们一回城反倒欣赏起那种老牛炊烟茫茫丛林一望无尽的黑土地了，所有的灾难一笔勾销，在他们笔下变成一种青春理想主义和淳朴田园风光相结合的浪漫情怀，从没有人认真地自省。

回头再谈这批知青作家，他们抒发了一阵黄土地情怀后，跟着阿城去寻根了，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张伟的《古船》等等，成为一时热点，无非是受《百年孤独》的神神怪怪的影响而已。“寻根派”的东西中没有任何他们自己的东西，是硬编出来的。

鲁迅的独一无二既是思想深度上的、斗士姿态上的，也是语言上的。他的语言中有唐代诗人李贺的阴森、鬼气。李贺死得太早，他的诗既没有文以载道的道德面孔，也没有“诗以抒情”的婉约请调，与其他的诗人完全不同，也与《聊斋》的鬼故事毫不相似。李贺的诗，让人想到《呼啸山庄》、美国诗人狄金森的诗，感到地狱中的黑色毒汁。

鲁迅与林语堂包括周作人的最大差别是生命深层的东西。鲁迅的阴、冷、黑、沉、尖、辣、烈都是中国作家中独一无二的。

语文课本选的那些篇章从小就败坏了学生的口味，把学生培养成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还有中国教的那套作文法，那种分类，论说文怎么写、叙述文怎么写之类的，学生不知道怎么写东西，这跟过去考试时的八股文没什么两样。这套东西，古八股也好，今八股也好，洋八股也好，从根上讲是一样的：窒息孩子们的创造力。

《资治通鉴》集古代权术之大全，它就是古代的《厚黑学》。它的可读性不在于司马光从史实中抽出的那几条迂腐的道理，而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黑暗，阴谋与暴力，谁黑谁狠谁无耻谁就肯定能灭掉政敌，大权独揽。真得六亲不认，只要是夺权的障碍，爱谁谁，一律灭掉。

高尔基再伟大，我也无法原谅他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形成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还有就是，在全世界都怀疑苏联的劳改制度的非人性时，他带了三十几个知名知识分子去了劳改营，回来后看到的都是虚假的，只有一个少年犯向高尔基说出了一些真相。但他仍然带着其他作家一起写赞美劳改营的文章，说劳改营如何好。索尔仁尼琴曾就此指责过高尔基。

休谟的观点最精彩，他说，人一进入社会、进入群体关系和政治生活，制度的设计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无赖。人类在制度上所能做的，不是培养或塑造一种高大完美的善，而是尽可能地把人性之恶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人类的制度不可能创造圣徒，但可以使人成为平凡的守法的讲道德的人。“防恶”就是最大的善，相反，由柏拉图经黑格尔到以“扬善”为目的的制度设计中，“扬善”的社会实验所造成的恰恰是最大的恶。凡是企图改造人性重铸新人的政治制度，所带来的只能是人性的普遍堕落，集权体制崩溃后的道德真空，恰是新人理想的必然结果。

人格神最危险。人必须崇拜神,决不能崇拜人,一崇拜谁有大灾难。

再说理想。不能实现的才是理想,能实现的就不是理想。理想对人的意义不在于它可以实现,变成现实的好处利益,而在于它为人类反省自身提供了一个绝对的尺度或参照系。理想来自现实的残缺,它激发人们
对现实的不满、对自身的不满,因而激发人们对自身和现实的怀疑和批判。西方的上帝与天堂之所以被弄得那么绝对,地上之城与天上之城之所以绝对对立,而且这种绝对不能论证不能反驳，就在于它永远是超现实的可望不可即的。人类和人创造的社会,需要一个高于人和世俗社会的参照系,人类正是通过自己给自己创造出一个更高的参照系来反观自己和社会,通过这种反观才能发现不完善的地方,才有切中要害的批判。天堂只在虚无缥缈处,在天上,而人间、地上没有天堂,永远没有。凡是企图建立人间的尘世的世俗天堂的任何理想,只要一投入实践,都注定要创造
出人间地狱。尘世灾难。

老侠:能对自己诚实自然就能对读者诚实,怕就怕自欺欺人那种,以为对自己诚实,其实是按照公众口味。中国的事都弄反了。长期以来我们被要求献身公众才有自己,对社会负责才是对自己负责,弄得每个人之间都很相像,找不出个人的特点。硬性强制能抹平个胜,大众文化的软性浸透也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大众文化做得还让人有享受之感,不那么生硬,那么令人反感。但骨子里是一致的,都是造就双面人。王朔与王蒙的小说能有个性上的区别,但在《今晚我们相识》中,你们俩就是同一个东西,大众传媒的工具,渴望扩大影响的名人,智商低下的演员…

王朔:大众文化还有一种无耻的地方。比如像崔健有意识地反抗大众趣味,不想取悦大众。马上就会有乐评人出来说:你崔健已经老了,被时代拋弃啦,被观众抛弃啦。成心刺激你,让你重回大众的怀抱。你坚持自我,他们就会拿这些话来说你。一般的人要一扛不住他这套话,就可能说:"我怎么老啦,我只要想唱,仍然可以让很多人喜欢我。你再瞧我下一个。"于是,你咣当弄出一个,是有很多人喜欢,向你欢呼,但是又没有了自己,又成为大众文化的工具。它有一种异化力量,挺大的,进去就很难出来。

老侠:你现在真的出来了吗?我怀疑!

王朔:我采取一种最简单的方式保持自己的独立。就是你不能让他喜欢你,要让他骂你,你才会知道:啊,我还没融进去。要是他停止骂我,我就不踏实了。

老侠: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就这样。在大学读书时,凡是讲到资产阶级作家,老师都要批判两句,最一致的批判是说那作家只揭露了黑暗,却没有为读者提供一线光明的希望。自然主义不可取,现实主义有局限,浪漫主义太空泛,只有我们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才是唯一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