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作品一提到人民，似乎就注定是伟大的，其他的作品怎么样就可以不提了。好多人通过这个使自己的作品得到肯定，最基本的文学的东西达到达不到，也就不必太认真了。这也是一种媚俗。

其实，什么是人民？鲁迅笔下的阿 q ，这是人民。
华老栓，这是人民。祥林嫂，这是人民。鲁迅对人民的面目看得很清楚。

苏联的七十年铁幕，不论怎样还有一本《古拉格群岛》，还有人扪心自问，我应该为这铁幕的存在负什么责任。我为什么在有机会反抗时没有做什么，甚至连简单的质疑，抱着电线杆高声大喊的动作都没做。我们是受害者，这确定无疑。我们难道不是同谋吗？起码该问问自己。

他们的这种文字和他们想用这种文字表达的，实际上与王蒙等右派作家是同一套路数，即粉饰苦难，黄土地的浪漫情怀，像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雨》，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包括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要么把知青和农村生活浪漫化，甚至柔情化，知青的生活多么淳朴，人民的怀抱多么宽厚温暖，青年人的志向多么纯洁高尚。要么是回城后的失落，在大城市的茫茫人海中不知所措，不知所归。

知青生活的艰苦、知青回城欲望的强烈，而且涉及到多少个家庭，一种强制性的人口迁徙，却以高尚的口号包装。唉，就是这么怪诞，他们一回城反倒欣赏起那种老牛炊烟茫茫丛林一望无尽的黑土地了，所有的灾难一笔勾销，在他们笔下变成一种青春理想主义和淳朴田园风光相结合的浪漫情怀，从没有人认真地自省。

回头再谈这批知青作家，他们抒发了一阵黄土地情怀后，跟着阿城去寻根了，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张伟的《古船》等等，成为一时热点，无非是受《百年孤独》的神神怪怪的影响而已。“寻根派”的东西中没有任何他们自己的东西，是硬编出来的。

鲁迅的独一无二既是思想深度上的、斗士姿态上的，也是语言上的。他的语言中有唐代诗人李贺的阴森、鬼气。李贺死得太早，他的诗既没有文以载道的道德面孔，也没有“诗以抒情”的婉约请调，与其他的诗人完全不同，也与《聊斋》的鬼故事毫不相似。李贺的诗，让人想到《呼啸山庄》、美国诗人狄金森的诗，感到地狱中的黑色毒汁。

鲁迅与林语堂包括周作人的最大差别是生命深层的东西。鲁迅的阴、冷、黑、沉、尖、辣、烈都是中国作家中独一无二的。

语文课本选的那些篇章从小就败坏了学生的口味，把学生培养成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还有中国教的那套作文法，那种分类，论说文怎么写、叙述文怎么写之类的，学生不知道怎么写东西，这跟过去考试时的八股文没什么两样。这套东西，古八股也好，今八股也好，洋八股也好，从根上讲是一样的：窒息孩子们的创造力。

《资治通鉴》集古代权术之大全，它就是古代的《厚黑学》。它的可读性不在于司马光从史实中抽出的那几条迂腐的道理，而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黑暗，阴谋与暴力，谁黑谁狠谁无耻谁就肯定能灭掉政敌，大权独揽。真得六亲不认，只要是夺权的障碍，爱谁谁，一律灭掉。

老侠:我不能同意你对鲁迅的看法。鲁迅与林语堂包括周作人的最大差别是生命深层的东西。鲁迅的阴、冷、黑、
沉、尖、辣、烈都是中国作家中独一无二的。他对中国的绝望是骨子里的、无余地的,他看到了中国人骨髓中的腐烂,所以他不仅在态度上而且在语言上也不跟中国的传
统有任何调情。林语堂就大不一样了他的《吾国吾民》确实把中国传统文化骂得挺狠,贬得很低,但他的语言是美文的,宋词婉约派的,极为缠绵极其风花雪月,极为飘逸轻盈,我就想不通一个人在骂人时能用一种谈恋爱式的或对着山水抒情式的语言。把他的小品文与鲁迅的杂文比较下,差别太明显。像《我们]是怎样做父亲的》。《我之节烈观》、《纪念刘和珍君》等等。后来林语堂移居美国,用英文写作的《人生的艺术》,影响挺大,他说中国文人受老庄、佛家影响的这一路人生,是种艺术化的人生。这才是他骨子里的东西,才是他骂中国传统骂中国人骂得那么温柔敦厚那么绅士的原因。他好像不会尖刻,至多是幽默,而主调是感伤,他讨厌传统,从他定居美国可以看出,但他骨子里是传统文人,作为个体,他没有鲁迅的力量,去突破传统的遗传。

高尔基再伟大，我也无法原谅他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形成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还有就是，在全世界都怀疑苏联的劳改制度的非人性时，他带了三十几个知名知识分子去了劳改营，回来后看到的都是虚假的，只有一个少年犯向高尔基说出了一些真相。但他仍然带着其他作家一起写赞美劳改营的文章，说劳改营如何好。索尔仁尼琴曾就此指责过高尔基。

休谟的观点最精彩，他说，人一进入社会、进入群体关系和政治生活，制度的设计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无赖。人类在制度上所能做的，不是培养或塑造一种高大完美的善，而是尽可能地把人性之恶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人类的制度不可能创造圣徒，但可以使人成为平凡的守法的讲道德的人。“防恶”就是最大的善，相反，由柏拉图经黑格尔到以“扬善”为目的的制度设计中，“扬善”的社会实验所造成的恰恰是最大的恶。凡是企图改造人性重铸新人的政治制度，所带来的只能是人性的普遍堕落，集权体制崩溃后的道德真空，恰是新人理想的必然结果。

后来福柯教给我一个词,这叫“身体政治学"。也就是无耻和温顺是血液中流出来的,不用刻意教导,不用事前彩排,他知道在什么场合怎样表演,本能的肌体反应。过去常说,肉体是灵魂的牢笼,而我们这儿的人反过来了,灵魂变成肉体的牢笼。灵魂一旦驯顺了,就会变成肌体的下意识反应。陈凯歌拍了一部《黄土地》后就一直满脸黄土地。

古人中只有几个人是清醒的。一个是庄子,他是对社会、文化、政治。人生彻底的绝望,他用曳尾于泥潭的姿态轻蔑仕途。他一眼看穿了政治,那是个祭坛,让你去做官,就像送一条牛上祭坛去牺牲,在献祭之前,把牛打扮得非常漂亮、庄严,而这一切只为了让你成为献祭的牺牲。

老侠:对。现在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最致命之处在于:面对如此混乱而不公正的经济秩序,他们既没有起码的道义感又没有超过政策之上的理论创新,不敢正视中国经济困境的核心问题:产权的不明确和权力的无孔不久即权力的市场化。

王朔:知识上的诚实与道义上的负责,是一个作家的界限,界限就在这儿,要是守不住哪帕退一步也就完了。

老侠:半步也不行。甚至脚根儿稍一动,就可能全线崩溃。中国知识界的关键不是理论问题,而是诚实问题。这是底线。道义上的勇气不够还可以理解,知识上的诚实一旦丧失,上帝也救不了我们。真正坚守在自己的写字台前,让一双锐利的眼睛俯视你的笔,这种自律就是良知。遗憾的是,这种人几近灭绝。

老侠:我初读钱钟书是《谈艺录》,一翻开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对大海,以为自己肯定游不过去,或要花终生经历才能游到一半,不被淹死就算造化大了。但读完了,除了东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会给你任何启迪。我又寻遍钱钟书的文字,发现没有一篇可以称之为给人警醒的东西。中国的传统诗问的那种评注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足矣。王国维不仅有学问、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学问扎实,却无一丝卖弄;他的灵性跃动,却无一点浅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够以生命殉一种垂死的文化。这让我想起鲁迅的名言：敢于扶叛徒的尸体痛哭的人,方为真脊梁。

中国人一向在争论中喜欢这种歪门旁道的揣测。也可以找找思维方式上的原因。中国传统中缺少那种逻辑的训练,很难在争论中只围绕一个话题本身展开。他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你就这个问题争论,他就一下子跳开了,他可以在三句
话四句话中间换三个或四个话题。这种东西挺可怕的,你无法与他争论,继续争下去你就进了他的陷阱,你找不到问题所在,最后也不明白争论的是什么。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绘画,不是焦点透视,而是散点透视,让你目不暇接,到处都是点,又找不到某点,你不知道和谁去说,说什么。这种争论一旦陷进去,就正中他人的下怀。一扯到人身攻击上,人们就特别容易动怒。

所以说,面对大众文化的攻击、炒作,你的回应必须始终把握住自己在千什么,想说什么。你攻我我骂你,来来回回的,最后只剩下旁观者看热闹,当事者相互仇恨的分儿了。中国人在争论时有一点特狠,劲劲的。他心中的致命处一旦被触动了,他就放下其他一切,直奔你这个人来,他想把你这个人从根上灭了,想让你没有发言权。他们甚至在你失去发言权的时候,把你往死里弄。

多数原则只在选举时在社会的公益时管用,但涉及到言论、精神、创造性,美国的制度坚决捍卫少数人的权利。一个自由社会的自由和宽容的质量,不在于它倾听多数的声音,保障多数的利益,而在于它倾听少数的声音,保障少数的权利。就是说,西方在大众与精英之间有一种健康的生态平衡。人家的基金会,可以为一个学者写一本书,给上十年的钱。这十年这个学者可以卸掉身上的任何其他东西,专注于研究。中国呢?有钱人只把钱投在有利可图的大众文化上。中国大众文化是病态的,因为没有可以平衡它的精英文化。没有文化上的生态平衡。加上中国的精英没有自尊,在大众文化和权力面前都没有。而且,在中国,精英要想有自尊,首先不是对大众文化保持自尊,而是首先你对权力保持自尊,没有对权力保持的自尊,对大众文化保持的自尊纯属变相炒作,最后在批判大众文化的同时自己也变成大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