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基于道德热忱的意志,乃是人的努力获得成功的关键;纯粹的激情则相反。

法国在美好时代的总政治经济状况自然构成了这幕大戏的背景,但文化上关注的话题和政治及战略上的关切也是联系在起的。二者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脆弱性。当1893年的《法俄协约》成为现实,从而结束了很大程度上由奥托·冯·俾斯麦策划的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外交孤立时,巴黎欣喜若狂。印有沙皇肖像的火柴盒、喀琅施塔得的烟斗和涅瓦河的钱包风靡时。沙皇和沙皇皇后的肖像挂在儿童的房间里。托尔斯泰和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成了最受欢迎的读物。
除了对俄罗斯的兴趣,法国人还有对德意志的着迷。在经历了1870~1871年的失败之后,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被割让给德国人之后,在遭受了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镜厅宣告成立的额外羞辱之后,普鲁士德国不仅成了可鄙的敌人,也成了邪恶的化身,因而是法兰西的对立面。一提起赫尔曼和玛丽安娜的关系,人们就不禁想到俾斯麦踢向法兰西后颈的钉有铁掌的皮靴。然而,扮演这种梅菲斯特般施虐狂角色的普鲁士德国,显然也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起初人们对这种兴趣还遮遮掩掩,后来就比较公开了。对待瓦格纳的态度就是一例。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对于这位德国作曲家的推崇可以说是偷偷摸模摸的,而建议在巴黎上演其作品更是遭到明确反对。不过，到了19世纪90年代,崇拜瓦格纳的浪潮已经形成,到拜罗伊特朝圣成为一时的风尚。瓦格纳对马拉美、普鲁斯特以及德彪西都有明显的影响。1913年,巴黎举办了纪念瓦格纳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而且还上演了《特里斯坦》和整部《指环》,这要是早一代人的时间,简直奢侈得无法想象。
丹纳在1867年就曾表示:“德国人是现代精神的发起者,或许还是现代精神的导师。”如果说在那时的法国人当中还鲜有人能够接受这样的看法,那到了19世纪的末期,德意志已经让法国人,包括知识界和政界、工商界和军方,不得不正视自己了。到了1913年,作为品位之可靠权威的法兰西,已然成为过去。那一年,德国人和俄国人举办了纪念首次击败拿破仑百周年的庆祝活动,这让法国人又想到了自己的没落。“巴黎到处人心惶惶。”雅克-埃米尔·布朗什写道。2香榭丽舍剧院1913年5月29日那个难忘的夜晚,会让这种惶恐的情绪得到生动的展示。

像所有的战争一样,1914年的战争在爆发的时候也被看作机遇,不论是为了改变还是巩固。1871年刚刚统一的德国,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成了令人生畏的工业和军事强国,成了战争前夕最能代表变革和更新的国家。在各国当中,它是活力论( vitalism)和技术才华的具体体现。对它而言,这场战争乃是一场解放战争,是摆脱资产阶级虚伪的形式和便利的战争,而英国则是德国要反叛的那种秩序的主要代表。实际上,英国是世纪末世界中最主要的保守势力。作为头号工业国兼世界和平的代理人,作为信奉以议会和法律为基础的进取和进步的伦理象征,英国不仅觉得自己在世界上高人一等,而且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能量与躁动,还觉得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威胁。英国的介入,将使1914年战争从大陆性的权力斗争演变为名副其实的不同文化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