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吉列夫和尼任斯基对我的新作《春之祭》极为欣赏。让人不快的是,它将不得不由福金去做,我认为他作为芑术家来说,已经到头了。他的路走得太快,一件件新作弄得他智穷才尽。《天方夜谭》是他的最高成就,之后就不行了……必须创造出新的形式,而那个邪恶、贪婪而又有天赋的福金,连想都不会想到它们。在他事业刚起步的时候,他似乎是个不寻常的革新主义者,但我对他的工作了解得越多,就越是明白,他骨子里根本就不新。

意志,基于道德热忱的意志,乃是人的努力获得成功的关键;纯粹的激情则相反。

艺术不会去教导,那样会使它变得顺从;它会让人兴奋,会给人以刺激和灵感。它会打开体验之门。

艺术是生命的力量;它具有给人注入生气的宗教般的力量;它需要通过个人起作用,但最终又比个人更伟大;它实际上就是宗教的替代物。
社会良知并不鼓励这种思想。与尼采一样,佳吉列夫也认为艺术家的自治与道德是互相排斥的。一心惦记着道德,惦记着行为要能被社会接受的人,永远也不可能自由,所以他也和纪德、里维埃( Riviere)以及普鲁斯特一样,认为艺术家为了获得想象的自由,必须不去顾及道德。艺术家必须是超道德的道德就像先锋派常说的,是丑陋者的虚构,是丑陋者的报复。朝着美的方向的解放,靠的不是集体的努力,而是以自我为中
心;不是社会的劳作,而是个人的救赎。

当然,除了北面的大海和西南面的阿尔卑斯山,德国几乎没有任何天然疆界。另外,广袤的中欧平原也支配着它在地理上的自我意识—为所有入侵者、掠夺者以及东方的日耳曼各部落在公元4~5世纪之后的民族迁移提供了大走廊。在地理、人种、宗教和商业上缺乏清晰的界定,这是德国历史最重要的特点,而遗留下来的问题则是地方主义、特殊主义和狭隘的地域观念传统——不用说,还有缺乏安全感和生性多疑。“德意志?可是,它在哪儿呢?我不知道怎么找到这个国家。”这是席勒和歌德在18世纪末共同的感觉。定居在奥地利的莱茵兰人梅特涅在维也纳会议上说,“德意志”和“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1800年,当法国和英国都有了至少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中央集权政府时,德国的领土仍旧像百衲衣一样有近400个自治公国,它们只是以“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奇怪名义结成松散的联盟。在一个叫斯瓦比亚的地方,729平方英里的范围内竟然有90个国家。这里的城市很少,而且与巴黎或伦敦几乎无法相比。柏林在1800年的时候不过是普鲁士的行政中心,人口大约是17万。没有像英国纺织业那样为了发展商业联系而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行业,也没有促进宗教团结的全国性宗教组织。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宗教改革。一件没能把德语民族团结起来,反而把它们弄得四分五裂的事情竟然被这样高看,这也充分反映了德国人的特性。18世纪初,有位即将岀嫁的姑娘写信给未婚夫说,“没有什么比用德语写信更粗俗了”。50年后,腓特烈大帝也由衷地表示认可。他在《论德意志文学》中说到德意志语言时,说它是“半野蛮的”。德意志有多少个省,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方言。“每个地方的人,”他继续轻蔑地说道,“都认为他们的土话是最好的。”甚至到了一个世纪后的1850年,一方面,拿破仑的改革摧毁了作为一种法定体系的神圣罗马帝国,开始促进社会的流动性和工业化,另一方面,普鲁士已经崭露头角并成为德意志最强大也最具野心的邦国此时,作为新兴的金融、商业和铁路中心的柏林,人口也才只有40万。

到那个关键性的周末——星期五,7月的最后一天,以及星期六和星期天,即8月的头两天——面对沙皇军队的动员、由此加剧的俄国威胁,以及重新开始的举国关注的示威活动,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团结起来,支持民族主义大业。有些社会主义领袖也被狂热的情绪感染了。其他人则感到众意难违。该党左翼的一些议员被召到柏林参加核心会议。他们出发时还抱着坚决反对战争的态度,决心投票反对战争拨款,但在沿途的火车站一再看到民众支持战争的场面后改变了意。到8月3日,也就是在帝国国会就战争拨款问题举行投票的前一天,社会民主党的核心会议压倒性地倒向了支持战争的立场。那个星期一战前及战争期间又再次站在该党左翼立场的《不来梅市民报》在头版头条大肆鼓吹《尽到你令人痛苦的责任!》。古斯塔夫·诺斯克后来说,如果社会民主党的核心会议不支持战争拨款,社会主义议员们就会在勃兰登堡门的前面被踩死。总之,民意汹汹,不但是君主和政府受到影响,实际上所有的反对势力也都被这股巨流所席卷。
一些天之后,库尔特·里茨勒反思了公众情绪的影响:
在人民中释放出的这股无可比拟的风暴,扫除了在它面前的所有怀疑、犹豫和畏惧……这个民族让心怀疑虑的政治家们大吃一惊。
实际上,街头群众掌握了德国政治的主动权。谨慎被抛到了窗外。当下至高无上。小时、年,甚至连世纪,都被降格为一个个瞬间。历史已经变成了生活。
对于8月那些日子的气氛,许多人永生难忘。10年后,托马斯·曼会提到它们,说那是许多还处于萌芽阶段的事情的开端。35年后,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德国历史学家的老前辈,在回想那年8月的气氛时还会颤抖。他承认,虽然之后发生了种种灾难,但那些日子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在德国的其他地方,无论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还是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无论是慕尼黑、布雷斯劳,还是卡尔斯鲁厄,情况都差不多。亲王们被团团围住。军人被当成了偶像。教堂里人满为患。从情感上来说,德国至少在7月31日星期五的时候就已经宣战了——当然,是对俄国和法国。民众的情绪非常激昂,德皇此时已经没有了退路。要是失去勇气,他就会一蹶不振。所以在之后的几天,自然是接二连三的重大决定和宣战:首先是对俄国,然后是对法国,最后是对英国。

星期天上午十一点半,在国会大厦前的俾斯麦纪念碑那里，各教派联合举行了一场露天的礼拜仪式。数千人参加了这场具有无可比拟的象征意味的仪式。担任演奏的是燧发枪手近卫团
的乐队,仪式开头是新教赞美诗《低地国家的感恩祈祷》。起首一句是,我们到我们公正的神面前祈祷。主持仪式的是已经取得布道资格但尚未被授予圣职的宫廷牧师德林,他用《至死不渝》作为自己的布道经文。他说,战
争已经被强加给德国,但“我们德国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上帝谁都不惧”。全体会众接着又背诵了主祷文,仪式结束时唱的是天主教赞美诗《天主,我们颂赞您的名》,配的是4世纪的首乐曲。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德国又团结起来。前些天的俗众也经常唱赞美诗。现在,在这场宗教仪式之后,当地唱起了世俗歌曲。教会和国家合成了一体。德皇很清楚这种象征性活动的重要意义,所以也参加了在波茨坦的老卫戍部队教堂举行的礼拜仪式,腓特烈大帝等普鲁士统治者就埋葬在那里。
8月初,德国人尽情地享受着种种喜悦:过去和未来实现了真正的融合,永恒就体现于当下,政党与政党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教派与教派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所有的内讧消解了。生活实现了超越。它变得审美化了。生活成了瓦格纳式的总体艺术作品,在这样的作品中,精神性的生命力超越了物质性的关切以及所有寻常的事务。

全城在当晚的活动就如同几十万人参加首演,在获得成功之后举办庞大的庆祝活动。柏林在举办一场由全体演员参加的晚会。小酒馆和啤酒店挤得水泄不通。在钢琴、小号、小提琴和整支乐队的伴奏下,人们声嘶力竭地唱着爱国歌曲,一遍又遍,一直唱到早晨。因为酒精或只是情绪激动而变得迷迷糊糊的柏林人,此时才终于重重地倒在铺有羽绒褥垫的床上,脸上依旧挂着微笑。
那个星期六,还有星期天的早些时候,大柏林区匆匆举行的婚礼大约有两千多场。紧张的气氛使得各个组织和社会团体纷纷对德国的事业公开表达它们的忠诚。比如,主张同性恋者和妇女权利的人就加入了民族主义的庆祝活动。柏林的“德国犹太人协会”在8月1日星期六那天的声明中宣称:“德国所有的犹太人都义不容辞,准备献出全部的财产和鲜血,这一点不言而喻。”这是它的许多慷慨陈词之一。

那个星期五下午,报纸的号外刊登了最新消息。即便如此,菩提树下大街还是挤满了人。许多人都是来等候从波茨坦回来的德皇的。两点四十五分,皇帝的轿车出现了。它费了好大的劲,才驶过通向皇宫的路。欢呼声震耳欲聋。紧跟在德皇后面的是载有皇储、储妃和他们较为年长的儿子们的车。在他们之后依次是艾特尔-弗里德里希、阿达尔贝特、奥古斯特·威廉、奥斯卡和约阿希姆诸位皇子。然后是一辆接一辆的豪华轿车,里面坐着帝国的顾问。对每一辆车,从头一辆到最后一辆,人们都用欢呼和爱国歌曲向它致意。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韦格和总参谋长毛奇也过来参加磋商。他们停留的时间不长,而无论是他们的到来还是离去,都伴随着狂热的欢呼。皇室的其他成员也陆续离开了皇宫,每辆车都要费上很大的工夫,才能从兴奋的人群中——《柏林地方报》估计有5万人——挤过去。主要的决策者全都直接遭遇了柏林民众爆发出的巨大热情。他们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他们谁都不能不考虑民众的情绪。在菩提树下大街,除了大人物的专车,其他车辆全都要绕行。这样一来,柏林的这条最华美的大街—那里有大学、歌剧院、皇家图书馆和许多政府部门还有剧院、咖啡馆和大使馆——就成了不朽的希腊戏剧的舞台。
那天深夜,仍然有数千人聚集在威廉大街的总理府前面,并在临近午夜的时候,开始反复呼喊支持总理的口号。贝特曼最后出来发表了简短的即兴讲话。在祈求俾斯麦、威廉一世和老毛奇的保佑的同时,他坚持认为德国的目的是要和平。但如果敌人要把战争强加给德国,那它也会为了自己的“生存”和“荣誉”战斗到底:“在此危急关头,我要你们记住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对勃兰登堡人大声说过的话:让你们的心在上帝面前跳动,并用你们的拳头砸向敌人!”

星期六晚上,在慕尼黑的法里希咖啡馆，一群人疯狂地唱着爱国歌曲。午夜过后,业主们让乐队的队长慢慢平息下来,到深夜一点半的时候要最终停止演奏。然而,那些顾客还没有尽兴,所以在咖啡店准备打烊的时候,有些爱国者就开始砸桌椅,并用砖头砸平板玻璃窗户。
第二天下午,还是在慕尼黑，一名塞尔维亚人在表达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时,很快被一大群愤怒的人团团围住。就在他们想要对猎物动用私刑的时候,警察来了。塞尔维亚人被救了出来,并送到当地的一家饭店。但那群红了眼的人不肯罢休想要冲击这家饭店。一支由警察局长亲自率领的人数较多的警察小分队不得不进行干预。塞尔维亚人躲了几个小时才被从侧门送走。

那年夏天,白日漫漫,阳光灿烂;夜晚柔和,月光皎洁。这便是传说中的1914年之夏,一个美丽而令人难忘的季节，同时也是它让人感到辛酸和神秘的时节。不过,我们在本章开头说到天气,并不是为了勾起对阳光、温泉胜地、帆船赛以及昏昏欲睡的午后的回忆,尽管它们对我们充满诗意地想象风暴来临前的那年夏天很重要;事情很简单,因为那年的7月和8月,舒适的白天和夜晚让欧洲人勇气倍增,大胆走出家门,在城市和市镇的街头或广场,公开展示他们的激情与偏见。那年夏天,公众情绪的大宣泄对于欧洲的命运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那是一个阴冷潮湿的夏季,就像之前或之后那样,那么诱发街头演说和集体歇斯底里的露天集市氛围还会产生吗?领导者们还会那么轻易地准备宣战吗?有证据表明,7月底8月初的时候,在柏林、圣彼得堡、维也纳、巴黎和伦敦出现的一幕幕群众性战争狂热,把欧洲的政治军事领导人推向了对抗。德国的情况无疑就是这样。结果,德国成了风暴的策源地。

在《两个世界》杂志上,夏尔·诺德曼写道： 当绝望和疲惫在人类上空展开它们沉重的翅膀时,社会以及个人生活中就会产生道德上的不适。接着人们就开始梦想虚无。万物终结不再是“不合心意的”,而对它的沉思事实上还可以给人带来慰藉。科学家们最近有关宇宙死亡的争论也许就反映了这些阴郁的时光。

法国在美好时代的总政治经济状况自然构成了这幕大戏的背景,但文化上关注的话题和政治及战略上的关切也是联系在起的。二者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脆弱性。当1893年的《法俄协约》成为现实,从而结束了很大程度上由奥托·冯·俾斯麦策划的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外交孤立时,巴黎欣喜若狂。印有沙皇肖像的火柴盒、喀琅施塔得的烟斗和涅瓦河的钱包风靡时。沙皇和沙皇皇后的肖像挂在儿童的房间里。托尔斯泰和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成了最受欢迎的读物。
除了对俄罗斯的兴趣,法国人还有对德意志的着迷。在经历了1870~1871年的失败之后,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被割让给德国人之后,在遭受了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镜厅宣告成立的额外羞辱之后,普鲁士德国不仅成了可鄙的敌人,也成了邪恶的化身,因而是法兰西的对立面。一提起赫尔曼和玛丽安娜的关系,人们就不禁想到俾斯麦踢向法兰西后颈的钉有铁掌的皮靴。然而,扮演这种梅菲斯特般施虐狂角色的普鲁士德国,显然也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起初人们对这种兴趣还遮遮掩掩,后来就比较公开了。对待瓦格纳的态度就是一例。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对于这位德国作曲家的推崇可以说是偷偷摸模摸的,而建议在巴黎上演其作品更是遭到明确反对。不过，到了19世纪90年代,崇拜瓦格纳的浪潮已经形成,到拜罗伊特朝圣成为一时的风尚。瓦格纳对马拉美、普鲁斯特以及德彪西都有明显的影响。1913年,巴黎举办了纪念瓦格纳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而且还上演了《特里斯坦》和整部《指环》,这要是早一代人的时间,简直奢侈得无法想象。
丹纳在1867年就曾表示:“德国人是现代精神的发起者,或许还是现代精神的导师。”如果说在那时的法国人当中还鲜有人能够接受这样的看法,那到了19世纪的末期,德意志已经让法国人,包括知识界和政界、工商界和军方,不得不正视自己了。到了1913年,作为品位之可靠权威的法兰西,已然成为过去。那一年,德国人和俄国人举办了纪念首次击败拿破仑百周年的庆祝活动,这让法国人又想到了自己的没落。“巴黎到处人心惶惶。”雅克-埃米尔·布朗什写道。2香榭丽舍剧院1913年5月29日那个难忘的夜晚,会让这种惶恐的情绪得到生动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