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作为世界的文化评判者——大多数法国人都把这一角色当作一项永久性的国际遗产,因而也当作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个国家也感到没了底气。到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巴黎对于外来文化的兴趣似乎远远超过了对于本国文化的兴趣例如,1911年6月有布弗剧院的比利时演出季,沙特莱剧院的意大利演出季,广场对面萨拉·贝纳尔剧院的俄罗斯演出季,沃德维尔剧院的维也纳演出季。虽然夏庞蒂埃、福莱、拉威尔、施米特和德彪西一起把他们的一些重要曲目安排在1913年春夏进行首次演出,但那个时期的激动与兴奋似乎都是由国外的作曲家和艺术家带来的,比如施特劳斯、穆索尔斯基、库兹涅佐娃、夏里亚宾,还有俄罗斯芭蕾舞团。而且外国人,特别是俄国人,还常常带着优越感甚至是傲慢、做作的态度,看待他们为终极艺术所做的贡献。“我们向巴黎人展示了,”亚历山大·伯努瓦在1909年俄罗斯演出季之后声称,“戏剧应该是怎样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此次巴黎之行显然是必要的。当代文明要是缺少我们这样的成
分,就会彻底腐蚀掉。”

在帝国主义时代,法国在谋求殖民地方面渐渐丧失了原有的优势。它的对外贸易量下滑。当世界上部分国家在1890年之后开始进入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时,法国未能跟上它们的步伐,而且反映出法国人缺乏自信的是,他们更愿意在海外而不是国内投资。还有,当它的邻国,尤其是德国的人口出生率大幅攀升的时候,法国的却在下降。
1880年之后,就连巴黎似乎也停滞不前了。它的人口之所以增长,不过是因为把周边地区并入了这座城市。奥斯曼的拉斯帕伊大街计划花了20多年时间,直到1907年才完成,而为67了表彰他的功绩,以其名字命名的那条大街本身也拖了50年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完成。往日的显赫与荣耀就这样碰上了萎靡的局面和恼人的衰败感。德国驻巴黎大使在1886年就觉察到这一点;明斯特尔伯爵在10月给柏林打电报说:“所有的法国人都盼望着有朝一日会来一场圣战,但又都不希望这一天很快到来。”

在巴黎的发展中,它不仅是光明之城①,也是都市枯萎病的象征。核心区的人口越来越集中,越来越稠密。市中心虽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但市郊完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地方之一。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为了防止拥堵而建造的奥贝维埃、丁香镇以及伊西莱穆利诺,名字虽都很有诗意,却只
是工业区的阴郁市郊。缺乏适当卫生设施的贫民区大量存在——1850年的时候,只有五分之一的住房通水。巴黎是西方毫无争议的流浪汉和乞丐之都。
在19世纪的工业扩张中,欧洲所有的大城市都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但在巴黎,激进政治行动的先例影响深远,社会张力两次以特别残暴的形式表现出来。1848年6月和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阶级仇恨的爆发给这座城市的绝大部分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1871年5月的巷战,一周之内打死的人数就超过雅各宾恐怖时总共的死亡人数,城市遭到的破坏也要超过此前或此后的任何一次战争。奥斯曼男爵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
代规划的林荫大道,穿过拥堵的市中心,一方面让巴黎有了与众不同的优雅和气度,另一方面据说至少部分为了在万一发生内乱的时候限制街垒的作用,让部队既可以从兵营里迅速进城,又可以拥有通畅的射击长廊,以便对付危险等级。因此,在巴黎的生活中,政治张力始终存在,并反映出过去和未来的普遍较量。

①巴黎被称为“光明之城”,既是因为它在启蒙时代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是因为它是欧洲最先在街上安装煤气路灯的城市之一。——译者注

对西方世界来说,除了威尼斯,最具隐喻意味的城市就数巴黎了。那是一座满是青春浪漫和人世间酸甜苦辣、满是大胆的创意和消退的梦想的城市,一座让人欢喜让人忧、华丽高贵
而又轻佻无聊的城市。许多人发现它集各种差异于一身,他们
在这里找到了无与伦比的圆满,他们和威廉·夏伊勒对它的记忆一样,觉得它“近乎迄今为止人所能及的天堂”。
有谁不曾想象或回忆过“巴黎的夏日”,即便他或她既没有踏上过也永远不会踏上塞纳河边的码头?哈罗德·罗森堡在1940年巴黎沦陷后,把这座市说成“我们时代的圣地。唯一的圣地”。他重复了海因里希·海涅和托马斯·阿普尔顿的说法和观点。海涅在一个世纪前曾把巴黎称为“新耶路撒冷”,而阿普尔顿认为巴黎是美国的好人死后该去的地方。这些赞美之词暗示着,为了产生丰富而令人愉悦的精神效果,巴黎已经设法利用了它彼此冲突的都市能量——它对人性的挤压,它的阶级冲突,它所汇集的贪婪与绝望——并解决了它在物质上的种种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