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那个关键性的周末——星期五,7月的最后一天,以及星期六和星期天,即8月的头两天——面对沙皇军队的动员、由此加剧的俄国威胁,以及重新开始的举国关注的示威活动,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团结起来,支持民族主义大业。有些社会主义领袖也被狂热的情绪感染了。其他人则感到众意难违。该党左翼的一些议员被召到柏林参加核心会议。他们出发时还抱着坚决反对战争的态度,决心投票反对战争拨款,但在沿途的火车站一再看到民众支持战争的场面后改变了意。到8月3日,也就是在帝国国会就战争拨款问题举行投票的前一天,社会民主党的核心会议压倒性地倒向了支持战争的立场。那个星期一战前及战争期间又再次站在该党左翼立场的《不来梅市民报》在头版头条大肆鼓吹《尽到你令人痛苦的责任!》。古斯塔夫·诺斯克后来说,如果社会民主党的核心会议不支持战争拨款,社会主义议员们就会在勃兰登堡门的前面被踩死。总之,民意汹汹,不但是君主和政府受到影响,实际上所有的反对势力也都被这股巨流所席卷。
一些天之后,库尔特·里茨勒反思了公众情绪的影响:
在人民中释放出的这股无可比拟的风暴,扫除了在它面前的所有怀疑、犹豫和畏惧……这个民族让心怀疑虑的政治家们大吃一惊。
实际上,街头群众掌握了德国政治的主动权。谨慎被抛到了窗外。当下至高无上。小时、年,甚至连世纪,都被降格为一个个瞬间。历史已经变成了生活。
对于8月那些日子的气氛,许多人永生难忘。10年后,托马斯·曼会提到它们,说那是许多还处于萌芽阶段的事情的开端。35年后,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德国历史学家的老前辈,在回想那年8月的气氛时还会颤抖。他承认,虽然之后发生了种种灾难,但那些日子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在德国的其他地方,无论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还是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无论是慕尼黑、布雷斯劳,还是卡尔斯鲁厄,情况都差不多。亲王们被团团围住。军人被当成了偶像。教堂里人满为患。从情感上来说,德国至少在7月31日星期五的时候就已经宣战了——当然,是对俄国和法国。民众的情绪非常激昂,德皇此时已经没有了退路。要是失去勇气,他就会一蹶不振。所以在之后的几天,自然是接二连三的重大决定和宣战:首先是对俄国,然后是对法国,最后是对英国。

星期天上午十一点半,在国会大厦前的俾斯麦纪念碑那里，各教派联合举行了一场露天的礼拜仪式。数千人参加了这场具有无可比拟的象征意味的仪式。担任演奏的是燧发枪手近卫团
的乐队,仪式开头是新教赞美诗《低地国家的感恩祈祷》。起首一句是,我们到我们公正的神面前祈祷。主持仪式的是已经取得布道资格但尚未被授予圣职的宫廷牧师德林,他用《至死不渝》作为自己的布道经文。他说,战
争已经被强加给德国,但“我们德国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上帝谁都不惧”。全体会众接着又背诵了主祷文,仪式结束时唱的是天主教赞美诗《天主,我们颂赞您的名》,配的是4世纪的首乐曲。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德国又团结起来。前些天的俗众也经常唱赞美诗。现在,在这场宗教仪式之后,当地唱起了世俗歌曲。教会和国家合成了一体。德皇很清楚这种象征性活动的重要意义,所以也参加了在波茨坦的老卫戍部队教堂举行的礼拜仪式,腓特烈大帝等普鲁士统治者就埋葬在那里。
8月初,德国人尽情地享受着种种喜悦:过去和未来实现了真正的融合,永恒就体现于当下,政党与政党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教派与教派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所有的内讧消解了。生活实现了超越。它变得审美化了。生活成了瓦格纳式的总体艺术作品,在这样的作品中,精神性的生命力超越了物质性的关切以及所有寻常的事务。

全城在当晚的活动就如同几十万人参加首演,在获得成功之后举办庞大的庆祝活动。柏林在举办一场由全体演员参加的晚会。小酒馆和啤酒店挤得水泄不通。在钢琴、小号、小提琴和整支乐队的伴奏下,人们声嘶力竭地唱着爱国歌曲,一遍又遍,一直唱到早晨。因为酒精或只是情绪激动而变得迷迷糊糊的柏林人,此时才终于重重地倒在铺有羽绒褥垫的床上,脸上依旧挂着微笑。
那个星期六,还有星期天的早些时候,大柏林区匆匆举行的婚礼大约有两千多场。紧张的气氛使得各个组织和社会团体纷纷对德国的事业公开表达它们的忠诚。比如,主张同性恋者和妇女权利的人就加入了民族主义的庆祝活动。柏林的“德国犹太人协会”在8月1日星期六那天的声明中宣称:“德国所有的犹太人都义不容辞,准备献出全部的财产和鲜血,这一点不言而喻。”这是它的许多慷慨陈词之一。

那个星期五下午,报纸的号外刊登了最新消息。即便如此,菩提树下大街还是挤满了人。许多人都是来等候从波茨坦回来的德皇的。两点四十五分,皇帝的轿车出现了。它费了好大的劲,才驶过通向皇宫的路。欢呼声震耳欲聋。紧跟在德皇后面的是载有皇储、储妃和他们较为年长的儿子们的车。在他们之后依次是艾特尔-弗里德里希、阿达尔贝特、奥古斯特·威廉、奥斯卡和约阿希姆诸位皇子。然后是一辆接一辆的豪华轿车,里面坐着帝国的顾问。对每一辆车,从头一辆到最后一辆,人们都用欢呼和爱国歌曲向它致意。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韦格和总参谋长毛奇也过来参加磋商。他们停留的时间不长,而无论是他们的到来还是离去,都伴随着狂热的欢呼。皇室的其他成员也陆续离开了皇宫,每辆车都要费上很大的工夫,才能从兴奋的人群中——《柏林地方报》估计有5万人——挤过去。主要的决策者全都直接遭遇了柏林民众爆发出的巨大热情。他们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他们谁都不能不考虑民众的情绪。在菩提树下大街,除了大人物的专车,其他车辆全都要绕行。这样一来,柏林的这条最华美的大街—那里有大学、歌剧院、皇家图书馆和许多政府部门还有剧院、咖啡馆和大使馆——就成了不朽的希腊戏剧的舞台。
那天深夜,仍然有数千人聚集在威廉大街的总理府前面,并在临近午夜的时候,开始反复呼喊支持总理的口号。贝特曼最后出来发表了简短的即兴讲话。在祈求俾斯麦、威廉一世和老毛奇的保佑的同时,他坚持认为德国的目的是要和平。但如果敌人要把战争强加给德国,那它也会为了自己的“生存”和“荣誉”战斗到底:“在此危急关头,我要你们记住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对勃兰登堡人大声说过的话:让你们的心在上帝面前跳动,并用你们的拳头砸向敌人!”

星期六晚上,在慕尼黑的法里希咖啡馆，一群人疯狂地唱着爱国歌曲。午夜过后,业主们让乐队的队长慢慢平息下来,到深夜一点半的时候要最终停止演奏。然而,那些顾客还没有尽兴,所以在咖啡店准备打烊的时候,有些爱国者就开始砸桌椅,并用砖头砸平板玻璃窗户。
第二天下午,还是在慕尼黑，一名塞尔维亚人在表达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时,很快被一大群愤怒的人团团围住。就在他们想要对猎物动用私刑的时候,警察来了。塞尔维亚人被救了出来,并送到当地的一家饭店。但那群红了眼的人不肯罢休想要冲击这家饭店。一支由警察局长亲自率领的人数较多的警察小分队不得不进行干预。塞尔维亚人躲了几个小时才被从侧门送走。

那年夏天,白日漫漫,阳光灿烂;夜晚柔和,月光皎洁。这便是传说中的1914年之夏,一个美丽而令人难忘的季节，同时也是它让人感到辛酸和神秘的时节。不过,我们在本章开头说到天气,并不是为了勾起对阳光、温泉胜地、帆船赛以及昏昏欲睡的午后的回忆,尽管它们对我们充满诗意地想象风暴来临前的那年夏天很重要;事情很简单,因为那年的7月和8月,舒适的白天和夜晚让欧洲人勇气倍增,大胆走出家门,在城市和市镇的街头或广场,公开展示他们的激情与偏见。那年夏天,公众情绪的大宣泄对于欧洲的命运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那是一个阴冷潮湿的夏季,就像之前或之后那样,那么诱发街头演说和集体歇斯底里的露天集市氛围还会产生吗?领导者们还会那么轻易地准备宣战吗?有证据表明,7月底8月初的时候,在柏林、圣彼得堡、维也纳、巴黎和伦敦出现的一幕幕群众性战争狂热,把欧洲的政治军事领导人推向了对抗。德国的情况无疑就是这样。结果,德国成了风暴的策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