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中文的“诗歌舞街”的街道名称,源于英文翻译,同时亦把中文原名所带有的本地民间文化色彩彻底的淡化,甚至隐灭无踪。董启章从古代文献、口头历史和民间传说考据,目的是要突显他对香港街道历史民意识的批评,而事实上,“命名”( namIng)也是一种行使权力的方式,命名者与被命名者的关系,一如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都是处于不平等的从属或附庸的模式,而街道命名的过程,也是一个治权角力和确立的程序。

以前的人相信历史的循环,现在的人相信进步,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想像投射……历史的想像要透过一定的“物质”条件建立起来。博物馆、纪录片、史籍、地图、小说和电影在在地承载历史,又被历史想像规约着。

1997年6、7月间的“回归”前后,香港的艺术中心举办了一个题为“九七博物馆:历史、社群、个人”的展览,分别以图像、文字、物件、录像和装置艺术等各项媒体,书写、记录和想像香港一百五十三年的殖民地历史,意图以香港本土的生活记忆与文化想像来叙述香港自己的历史。②上面引|述的一段话,便是梁文道为这个展览写在场刊上的前言。

1975年舒明于《香港时报》的副刊上指出,从小到大,都没有人教导他怎样阅读一份报纸,在离开学校以后,就得凭自己的能力和识见去探索去选择,同时,他又指出,许多时候购买一份报纸,并不是为了要看新闻,而是为了要看喜欢看的副刊,甚至是副刊里某一篇文章②。舒明的话,道出了报纸副刊对个人成长的影响意义,作为报纸的组合部分,专栏文字不但成为香港文化一项不可或缺的特色,而且也是培育作家的温床、反映时代社会的镜子、凝聚读者和社群的力量。从70年代香港社会的“解殖化”与“本土意识”的背景,去看《香港时报》及《快报》副刊专栏的特色,目的是为了将文学与文化研究放回原有时代的政治、经济、历史和社会等各样脉络中,俾能避免过于架空的论述,并能浮现一个存有各种矛盾情状的社会形貌任何年代、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个顺畅无碍、完整无缺的过程,唯其曲折、矛盾和混缠,才可见出当中的生活气息与时代意义。

同年（1972年）3月17日,联合国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把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②从这段声明看来、远在70年代的初期,香港的解殖民化,已经不可以以“独立”的形式完成。1976年,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四人帮”被捕审讯,1978年中国举行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由邓小平推行“四个现代化”计划,中国开始门户及经济开放政策。中国政治局势的改变,使英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政策,及面对香港的前途问题,于是,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应邀访问北京,探询中国对1997年处理香港的意见,同行者包括有“中国通”之称、日后继任为港督的卫奕信( Wilson, Sir david,任期:1987-1992)。同年11月,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香港前途问题可以由北京和伦敦通过磋商解决,虽然租约要届1997年才结束,但中国早已不承认此项租约,这是中共首次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物的身份,公开谈论对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自此,揭开了中英双方就香港前途而展开的争议,至19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香港的历史从此改变。

由眼观、手动,然后意随心发,便完成了香港这座城市的七色图像,时而青春律动满溢朝气,时而暮霭沉沉仿佛风烛残年。香港的故事、心事,连着历史的血肉、时间的沧海桑田、空间的崛起又倒下,辗转留下斑驳的痕迹,而我的“手书”既有个人文化背景的视点所在,也有主体情愫的牵缠,总希望视点不是盲点,纵然只从一山一水量度海岸的变迁,只从一诗一文浮照街头的灯火,甚至只凭一些市声的交迭勾勒日常生活的剪影,但仍希望能用鲜活的文字网住香港稍纵即逝的流动风景。

共同编织纵横交错的年代喧哗。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在世界辽阔的版图上,没有一个地方像香港这样经历如此不完整的殖民与解殖民经验,以及异常的城市发展,这些经验不因年月的流逝而变旧,亦不因空间的改换而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