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经济挂帅的管治意识亦令社会大众的视点注重民生问题,多于文化运动。同样,被称为香港学运史上重要的“保卫钓鱼台运动”,虽然牵起了当时部分民众的反日情绪,带动香港学运及社运的意识,但亦未能以运动催生而来的“民族观念”,动摇香港的殖民体制,进一步让香港从反殖民之中走向彻底的解殖化。究其因素,除了上述殖民地管治下社会及文化意识普遍薄弱以外,正如罗卡在他的文章《群众运动与香港反建制电影》中指出,这些运动,都是自发性的,组织者并没有统一的政治目标,参与者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其次,这些群众运动除极少数外,皆非标榜打倒港英政府,而多是在一般社会、政治层面上反殖、反帝,争取社会公平和市民权益,而在港英政府软硬兼施的压制下,加之没有党派和主流媒介如报章、电台、电视的支持下,这些运动当年的作用范围只能局限于青年人的层面。①罗卡分析,很能道出70年代社会运动的局限,但他亦同时指出这些运动在限制之中对当时及日后文化的影响,认为这些运动带有启蒙的意义,对70年代以后香港普及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和广播的现代化、本地化,都起着催生与改革作用②。由此看来,70年代的社会运动,虽然未能摇撼香港的殖民地管治,但在加速政治的本土化,以及加强民间本地意识的萌长,仍有不可忽视的力量。

可以说,“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是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中期较具反殖民化的表现。1974年,《宪报》刊登法定语文法案,中文成为香港法定语文,与英文享有同等地位,同年,政府亦发行了《宪报》的中文版。然而,尽管“中文能成功地争取了法定的位置”,但“中文运动”并未改变社会上普遍“重英轻中”的风气,殖民化的教育架构仍然牢不可破,政治机关内的精英架构随着殖民体制的本地化而更显坚固。

从以上的论述看来,港英政府在70年代香港推行的“英式民主政策”，是在解殖化的趋势下殖民地政策的一项调整。诚然,“六七暴动”除了受内地“文化大革命”的牵引以外,也源于普罗大众对殖民政府的不满,而港英政府的亲民及解殖化政策,例如于1968年首度开放港督府给市民赏花,或其后为洗除殖民统治色彩,不断更改政府机构及官员的称号、加强华人参与政府事务的机会等,目的无非是进一步确立英国政府在香港的治权,而从70年代短短十年间英国皇室成员三次访问香港看来—包括1971年的安妮公主、1975年的英女皇伊利沙白二世夫妇、1979年的查理斯王子—更可看成是英国政府在亲民的旗帜下对自
身殖民权力的体现。然而,尽管70年代香港政府的解殖化与本土政策,包括强烈的殖民意念,但强调本地色彩的政治体制及社会建设,在社会运动的冲击及普及文化的推展下,的确带动了一股较诸前期更为强烈的本土意识,此外,审视中国政府在80年代之前一直对香港九七年后前途问题的关注及表态,以及中英双方关系的演变,便更能发现70年代的所谓“解殖民化”与“本土化”,包含极大的政治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