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柴娃娃、香山阿黄的专栏,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对70年代的香港社会担当了反映、思考、回应及批评的功能,那么,小克和也斯的专栏,对于引入西方的文艺思潮,却担当了桥梁的价值。这些专栏,大多文字平实、流畅,既免除了过分古典的文言风格,又加入了纯粹广东方言的通俗性,而这种文字风格,一方面是基于这些作者个人深厚的文学素养,同时也由对“专栏”这个媒介的考虑,太复杂、迂回曲折的文句固然无法与大众读者沟通,太典雅、古旧的用语亦与时代脱节,而这种平实、生活化、着眼于本土生活内容的取向,亦是70年代香港文学的特色。

从70年代的《香港时报》及《快报》看来,副刊上较为优秀的专栏都具备生活气息浓厚、贴近70年代政治及经济的脉搏、沟通中西的文化思潮和批评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等特色,例如《香港时报》上柴娃娃的“软语篇”,从60年代末期写到70年代未期,是两份报纸上为期最长的专栏,当中不但能让读者窥见香港社会民生十年来的种种变化,同时也看出了柴娃娃作为一个作家与生活参与者的个人成长,她以女性细腻敏感的触觉,配合时而自嘲、时而自省的幽默感,写香港的升中试问题、屋租高涨下生活的艰难、“迷你戏院”的兴起与服装潮流,她甚至批评政府人口普查带来的困扰、反思抵制日货下日本经济对日常生活的入侵,论辩香港政府施行的文化政策等,在闹哄哄的生活琐事与历史变迁之间,浮现一幅各样矛盾并存的社会图像。《香港时报》上另个重要的专栏作者是不以文字作为表达媒介的香山阿黄,他的漫画专栏,以12cm*14cm大小的面积(后改为1cm*8cm),配上标题,每天一幅,以简洁、生动的黑白线条,直接反映社会民生种种荒诞的情态。

“70年代”是香港历史的重要时段,不单是因为港英政府的政改与社会建设奠定了香港日后经济繁荣的基础,同时也为了在解殖化的过程里、民间社会运动的推演中,以及普及文化的传播间与文学创作的提升下,逐渐成型的“本土意识”,着眼于本地生活经验的内容与文化共识,并从而确立“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此外,在70年代已经隐约浮现的“九七问题”,不但显示了中国因素对“本土意识”发展的存在性影响,同时亦下开八九十年代各项有关书写香港历史、重认文化身份的议题。在论述的过程中,“解殖民化”、“本土化”、“殖民主义”、“本土意识”等概念,均可视作一个社会里各种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等力量互相角逐的结果,当中的关系互相牵引、错综复杂而又矛盾并存“解殖民化”不一定归因于民族抗争,“本土意识”也不一定为对抗殖民而来—牵缠于过去百多年的殖民地历史、夹缝于中国与英国治权的消长之间,70年代香港的社会文化面貌,确实为西方不少殖民或后殖民理论提供了另类的考察。

英国国会议员这番说话,出现于60年代末期,对于理解自港督戴麟趾和麦理浩一系列政改措施很有帮助,从英国政府破格派遣出身于外交部而又具备“中国经验”的麦理浩出任港督一职,便已看出当时的英国政府有意于70年代解决香港的前途问题,因此,70年代的解殖民化政改,在“六七暴动”的背景以外,不得不加入当时对“香港前途”的考虑。中国方面,其实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便已不承认19世纪末清廷政府与英国签署有关割让及租借香港的不平等条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1966年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一直扰于内忧,而无暇顾及香港地区的问题;及至1972年3月,中国向联合国声明,香港澳门属中国领土,而不是殖民地。原因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亚、非两洲许多原殖民地依照联合国对殖民地主义的宣言,成为独立国家,而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中,作出下列声明......

但这个问题,可从正反两方面看,不错,民族意识的薄弱来源于殖民地政权的刻意限制,殖民地的教育对中国历史与中国人身份避而不谈,经济挂帅的政策与着重解决民生问题的措施,转移了社会大众的焦点,造成长期的政治冷感,但与此同时,亦强化了“放眼香港”的关注意识。此外,因着远东经贸利益的关系,以及力图通向中国大门的谋求,英国政府过去一百五十多年以来对香港施行的殖民政策,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其他英属殖民地,可说是一个不完整的方案( incomplete project),因其“不完整”,才有余裕的空间让香港本士的文化催生和拓展。然而,香港之所以未能完全彻底的被殖民化,香港本土意识之所以能在表面的解殖化之下成长,除以上的原因由外,“中国”的因素更是不容忽视,事实上,内地的局势变化,直影响香港社会、经济及文化各方面的发展,而香港在1997年后前途问题，亦是中国与英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关注的议题。

如果说70年代港英政府的政改与社会建设,是在解殖地化与本地化的形式上,进行加强殖民管治的内容,而在社会运动、普及文化及香港文学的发展领域里,却在这种所谓“英式的民主体制”下,撞击而成港式的“本位主义”,那么,有趣的发现是:香港文化的解殖化过程,是“本土意识”的萌长,而不是“民族意识”或“国族身份”的代时而起,换句话说,解除殖民的统治,并不意味回归国族的统一与民族身份的认同,而是归向认同本土独特的文化体系与生活形式。正如吴俊雄指出,香港本土意识的发展,乃助长于本地民族观念与中国文化传统薄弱所致。

从70年代电视、电影、流行音乐等媒介的发展看来,香港的“本土意识”在普及文化的层面上,的确构成一套独立的、与官方主流政治意识不同的形貌。值得补充的一点是:除了普及文化的带动外,香港的本土意识亦在当时一代的文学创作中映现,不少以香港为写作对象和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于不同的文艺刊物上,就是篇首提及西西的长篇小说《我城》与也斯的中篇创作《剪纸》,也都是在当时的报纸专栏上逐日逐日地书写香港,这个“书写香港”的意念十分重要,是当时部分香港作家不自觉的集体方向。

自1967年11月19日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无线电视)启播,而在1971年转为彩色播映以后,作为免费的娱乐,电视开始全面普及化可以说,70年代是电视文化的全盛时期(电视的影响自90年代中期才开始滑落)。从早期电视大量播放外国的配音片集,到中期以后注重本地节目的制作,不但标志香港意识本土化的过程,同时,电视剧集的故事、形式及意识形态,更成为当时社会大众的道德标准及价值取向,曾经风靡一时的长篇或中篇电视剧,例如《家变》、《狂潮》、《变色龙》、《名流情史》,甚至《狮子山下》和《大丈夫》,或反映了日常生活的现象与气息,或寄存了大众期待经济发迹的梦想,或讥讽了社会的不公平,都与当时的社会脉搏息息关联。其次,流行音乐的制作,也从1973年的《啼笑姻缘》开始掀起序幕,粤语流行曲成为创作主流,及至70年代中期的许冠杰,更进一步奠立了流行音乐本地化的成就。

吴俊雄的《寻找香港本土意识》一再强调:“自70年代高度膨胀的大众传播,以及环绕着它们的节日、玩意和生活方式,是制造本土意识和进一步模塑香港文化的的重要中介。”他甚至认为由于香港并没有高等文化和国族的传统观念,普及文化因而顺势肩负了提供文化养料、模塑一代人精神面貌的重任。吴俊雄的理念十分重要,首先,他肯定了香港本土意识的发展与普及文化的关系;其次,他确认了普及文化担当滋养与传播本土意识的因由,乃由于香港并没有浓厚的国族观念所致。

从1971年到1979年,麦理浩推行一系列建设香港的计划——房屋方面,1972年宣布十年建屋计划,投资80亿元,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公共发展计划;其后,又在1967年推出“居者有其屋”计划,协助中、下入息家庭解决住屋问题。基建方面,1972年海底隧道正式通车,1975年11月开始动工建造地下铁路,第一期工程提前在1979年完成。城市规划方面,从70年代初期的“卫星城市”构思,到70年代末期的“新市镇计划”,标志香港城市与社区面貌的急剧拓展。教育方面,1972年筹建理工学院,1978年实施学童享有“小学六年、中学三年”的“九年免费教育”。社会事务方面,1972年发起“全港清洁运动”1973年举行“扑灭罪行运动”。文娱康乐方面,1977年举办第一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及落成香港艺术中心。政制事务方面,自1973年开始改革立法局,取消官守议员席位,只保留委任与选举产生的非官守议员,至1981年首次成立区议会,同时,减少行政局白人色彩,把非官守议员本地化；另外，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从以上施政和建设看来，70年代是香港政制及社会的建设期。

英国政府对香港殖民地政策的调整,如何通过表面的解殖化的施政方针与本地化的社会建设,进一步加强治理香港的稳定力量。从1967年到1979年,处理香港事务的港督是戴麟趾( Trench, Sir David clive Crosbie,任期:1964-1971)与麦理浩( Maclehose, Sir Cranford Murray,任期:1971-1982),其中尤以麦理浩的影响性最大。他的建设香港计划固然重要,但他以出身外交部,第一个驻外大使身份调任港督,打破历来港督出身军部将领或资深殖民地官员的惯例,也不容忽视。

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是从五六十年代“难民社会”发展至注重本地建设的时代,也是下开80年代社会丰裕的基础。所谓注重本地建设,指的不但是港英政府自1967年“暴动”以后,实施一系列企图安定民生、建设的措施,而且还指向在各种社会运动冲击及各类普及文化迅速发展的带动下,香港文化的本土意识与本土身份的探索与确认的阶段。70年代的香港,有别于五六十年代的难民社会,造成差异的因素众多,除了是人口结构(从内地移民到本地成长的一代)与经济模式(从转口贸易到工业制造到金融业发展)的转变以外,施政的方向、社会运动的诉求以及中国局势的转变等,都是主因,其中尤以1967年的“暴动”最为分水岭及转捩点。（l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