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于讲述故事之余,揭示了香港被殖民化的经过。例如《东方半人马》一篇,溯源香港中环区街道名字的由来,指出中环区的街道几平无一例外地是以英文命名的:“例如以第一位总督 Sir Henry Potting命名的体甸乍街、以早年驻军总司令 Major General D' Aguilar命名的德忌笠议街、以19世纪40年代英国外相 Lord Aberdeen命名的鸭巴甸街等。”在显示香港被殖民的痕迹,因为以殖民者的名字命名一个空间的所在,既能通过象征的符号实践了统治的权力,同时又能把这种殖民权力长久(甚至永久)地嵌入历史的档案之中,而无法消解。然而,另一方面,董启章在这个篇章之中,又指出:“自上环太平山一带以西,街道却多用中国名称,如普庆坊、普仁街、永乐街等。据文献记载,在建筑方面城市也以体甸乍街分野,中环一代是英式楼房,上环一代则是中式屋宇从海港眺览,必然察见双歧并存的形态。”在这里,董启章展示的,是西方殖民权力与本土中国文化角力的景观,所指的“歧异并存”并不是所谓“混杂”模式的和谐共处,而是被殖民者( the colonized)在殖民者(the colonizer)殖民化
( colonization)的过程里衍生而来的文化异质,当中并没有“大同”或“同化”的美好图像,而是存在权力角逐的张力,以及挣扎求存、力图抗争的痕迹。这种文化身份的复合生与异质性,既有殖民他者外来文化的移植,也有原有文化的承传,同时更有两者之间在互相融合、冲突或消解后得来的异种形态,最能显示香港文
化的特性,

从这个比喻来看,香港当日之所以成为殖民地,以及今日需要重新“回归母体”,仿佛都是两个权力大国在同一张地图上进行着色及拼图的游戏,而在游戏的过程中,“香港”不过是一块随时间推移的地图碎片或空间符号,长期被置放于一个被动的位置上。这种通过地图而来的权力运作,在《地图集》的篇章《转易地 transtopia》中,有更精确的阐述,作者指出地图是权力易转最轻省的体现,而香港百多年殖民历史的兴替,其实便是地图在1842、1861、1898和1997这几个年份,一趟又一趟的被涂抹改写。

在《地图集》全书合共五十一篇文字叙述中,董启章反复强调的是地图的历史想像与文化身份的建构,地图对空间的诠释及其虚构性质,街道的命名如何成为殖民权力与本土文化角力的场所等议题董启章在他的《想像之版图》说:对香港这个经历了割让、租借和回归的地方来说,地图的物质交换性尤其显著。当年道光皇帝以“土名裙带路之处”为荒岛不毛之地,双手奉送变夷,固然以地图的规划为协议的一部分,今天香港“回归”中国,地图的标识亦随之改为“特别行政区”。国界和主权的推移,莫不需要通过“准确”而“科学”的地图绘制加以确立。作为英国殖民地产物的香港地图,亦将成为历史论述随意挪用的符号和物质材料。

历史的书写和阅读,便是依靠人类想像力的串联、再现和建构。因此,历史是想像性的,它的想像性是它真实的基础,而它的物质存在,是其内容的承载与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