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全国性科举考试是形成精英文官阶层的基础。他们的兴起使得新秩序得以维持。接受正统教育成为获取拥有影响力、特权、财富、权力以及名望的职业的关键。新官员是从士大夫型精英、拥有土地的士绅和富有的商人家庭的孩子中选拔出来的。书籍不再是用手抄卷轴的，而是由日渐繁荣的印刷业生产印制，并具有封面。这使得那些出身中等家庭的孩子可以接受教育，他们在私塾或官学里接受教育。赵汝愚1194年担任主考官的时候宣称，一位儒生应该庆幸他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氛围中，儒家学说在政治上、道德上和行为上的意识形态化，已经不仅能成功调控社会行为，也能调节上层社会的个人行为。一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为止，通过科举考试一直是历朝历代无数有雄心壮志的男人的志向。

尽管科举是通向获取社会地位和舒适生活的阶梯，但大多数宋朝人并不属于官僚阶层。宋代是一个多阶层的社会，社会的最底层是贫穷的、毫无权势的、每天为生存而奋斗的人们；而社会的最上层的人们享受着无尽的荣华富贵，宽大的房屋里面居住着其家人和奴仆，人数超过百人。在这两个阶层中间的是低级官吏、商人和自耕农。农民的生活条件比以前的朝代要好，但是大多数人要把他们的精力投入到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中去，虽然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是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如何为自己和家庭获取足够的食物而免受压迫、剥削和不幸。


大量接近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默默无闻的自耕农承担了税赋和劳役。他们确保了经济的繁荣，也保障了其上的富裕阶层的生活安宁，并使新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出现成为可能。

这个时期大量的散文和诗歌见证了普通百姓和富贵者的生活和劳作情形。宋代诗人们同情劳动者，对压榨百姓的官员的横征暴敛和骄奢淫逸进行了控诉。但最终诗人们还是把大多数人的命运视作一种自然状态。罗烨（其生平不可考）在其《新编醉翁谈录》中说:“自古以来，分人数等，贤者清而秀，愚者浊而蒙。秀者通三纲而识五常，蒙者造五逆而犯十恶。”中国历史上只有少数人逃脱了“蒙者”的称号，宋代的这些人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日晒雨淋，忍受着地主和监工的呵斥和鄙夷，还得承受官吏的腐败，在债务陷阱中苦苦挣扎。而当时的知识分子并没把他们作为审美和哲理思考的优先对象。少数享受特权的儒士和官员热衷于具有深刻哲理的问答游戏，对那些蒙受巨大苦难的人毫不在意。洪水、干旱或蝗灾导致他们无法缴纳官府的税粮，使得他们债务缠身。那些放弃了土地而以手工艺谋生的人们，他们赖以生活的工钱还得受制于屋食之贵贱，就如韩愈（768—824）在其《圬者王承福传》中所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