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思想和学术成就而言，11世纪时的宋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振奋也最令人鼓舞的时代之一。这个时代的成就是由一个精英团体——他们被称为“士”或“士大夫”——所缔造的，同时他们也定义了这个时代的含义。他们以入仕的方式参与到官僚体系的运作中来，并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维持其社会特权。当宋朝于960年建立的时候，门阀士族把持权力的时代早就结束了，取代他们在政府和管理部门中职位的官员，不再源于与生俱来的世袭特权阶层。现在的这些官员成了身份集团，而不再是世袭集团。因此宋代变成了一个文官家族统治的时代，这些家族以教育和科举为基础形成了官僚世家，他们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保持他们的持久影响力。

如何定义中国历史上的“精英”——特别是在9世纪末、10世纪初，老式的贵族政治瓦解后——就变成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但这些精英共同的一点是他们都享受着通向财富、权力、声望和特权的门径。“士”的含义在历史上经历过数次变化，它的确切定义还存在争议。但是在这个重文的社会中，毫无疑问，能识文断字乃至拥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是一个人拥有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在孔子时代（公元前5世纪）的传统“四民”社会里，士享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其后是农、工、商。孔子本人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低级官吏，以孔子父亲为代表的这类人，通常在政权的各类机构中担任顾问、学者和官员工作。“四民”社会的基础在9世纪初期已经扩大了，新兴的道士和佛教僧尼阶层被纳入其中。11世纪社会阶层结构还在扩大，其中不仅包括士大夫、农民、工匠、商人、道士、佛教徒、军人，甚至还包括流浪者。

如果从西方的角度来理解“官”或“文官”的含义，是很难把握住宋代士大夫的地位特征的，也无法正确认识他们对思想、文化以及政治所能产生的影响力。宋代统治者与其高级官僚们关系极为紧密，这种关系在张方平（1007-1091）于11世纪40年代写给宋神宗的奏折中体现得很明显: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独治，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1071年，宋神宗评论说，王安石的新政是为了百姓
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士大夫的利益。此时，老资格的政治家文彦博一针见血地向神宗指出:“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些话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宋代初期，它们不仅反映了帝国当局的一种新见解，也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自尊和自信——这与孔子就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