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科举制度给那些聪明而又有上进心但祖上没有当过官的应试者提供了升官的好机会。北宋时，科举功名出身的官员占了总官员数的40％，而在唐朝这个比例只有15％。晚唐时期，69％的高官要么出身于世家大族，要么出身于官宦世家，而到北宋时，这个数字只有19％。柯睿格（E.A. Kracke Jr.）研究了1148年和1256年两份进士题名录，他发现通过科举考试的应试者中，约有57％的人祖上三代未曾为官过。

但我们必须明白，从根本上来讲，科举制度的主要目的并非旨在帮助聪慧的寒门子弟向上流动，因此与其说科举制度是社会工程中的一个精英工具，不如说它其实是被设计出来以确保社会上层垄断地位的一个制度。假定整个宋代任官的人数为220万，在每个年份约有2万人出任官职，这将意味着1100年时，1.01亿人口中只有0.02％的人在官僚体系中出任官职。获得最高功名（进士）的官员大约有5000人，占人口的0.005％。这个比例在整个13世纪一直保持稳定。1200年左右，当总人口降到6300万时，州试、省试通过的人数比例已经上升到了0.102％。相比于人口总数，官员的数字意味着在王朝的任何一个时期，有几百个甚至可能是上千个家族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宋代的社会不平等是很普遍的，但也被广泛接受，这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直到20世纪西方意识形态对它产生影响才逐渐消退。

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和其他学者重新研究了柯睿格的数据，扩大了家族的范围，将包括叔伯、叔伯祖父等在内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他们得出结论，几乎所有宋代功名获得者在官场中都有亲属或亲戚。家中没有士大夫的富裕家庭——例如商人——通过将女儿嫁给有士大夫的家庭而爬上社会阶梯的上层。对那些出身寒微却有天赋的士子来说，科考中举使他们备受富裕阶层家的女儿的青睐。根据这个解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通婚，成为宋代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关键。

一个士子可能住在乡镇中，生活贫苦，但一旦科举高中，他就成了最优秀、最有影响力、最有权势的人。欧阳修描述了11世纪时一个中举的士子返乡时的情景:“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侮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

7世纪时唐朝的皇帝首先提升了科举制度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抑制军事贵族的政治权力。进士是最高学位，然而在7世纪上半叶，即唐高祖在位时期，宰相中出身于进士的只有7％；在7世纪下半野，即武则天在位时期，这个比例上升到了40％。然而90％的唐代官员并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官职的，而是通过成熟完善的察举制来获得官位的。

在宋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人数已不像唐朝那样以千计数，此时每年有数十万人参加科举考试。一级考试是州试，由地方官在初秋主持进行。通过这个考试的应考者将获得在地方州县学和私塾担任教师的资格，可以担任谷仓、庙宇的管理者，或者做地方官的僚佐。到12世纪中期，每年约有10万人参加州试；而到13世纪中期，每年应试的人数已经达到惊人的40万，甚至更多。首次参加州试的应试者，不仅要提交由县衙所发的担保证明，还要确保本人在官学或私塾里学满至少300天。如果是以前未通过州试的应考者报考，他还必须在官学或私塾额外再学100天才可报考。

造成宋代科举考试应试者压力较重的原因，除了备考期较长、州试比较严格外，还有就是对考试通过者的数额有着严格的限制。1009年，宋真宗对通过科举考试者的名额进行了限定。他很欣赏这种选拔精英的方式，因此他要确保只有最优秀的应试者才能取得功名。1106年，只有3％的人（8万人中通过了2334人）通过州试。从1090年福州的州试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通过人数的严格限定，当时该州府3000人应考，最终只有40人通过，这意味着每75个应考者中只有一人获得功名（举人）。13世纪时，对考试录取名额的限制变得越来越严格了，应试者中只有1％或者更少的人最终通过考试。北宋末期，每年通过州试的人数仅约1.5万人，只占1亿人口的0.015％。州试的通过者成了名副其实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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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1世纪中期时，有5000到10000名在不同年份通过了州试的应考者参加某一规定年份举行的省试。他们之中只有很小比例的人通过考试。1002年，应试者中只有1.5％（14562人中有219人）被赐予进士功名。而1109年这个比例上升到10％以上（7000人中有731人），南宋时期的比例平均在6.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