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地方的赋税收入被分为三部分。其中三分之一要上交到京城的国库，三分之一转送到州府一级的官府，剩余的才用作地方官府的开支。这种赋税分配制度使地方官府在管理财政事务时有了一定的自由度，但也表明中央政府愿意放弃对地方官府的有效控制，以此换取从地方获取固定的收益和定期的赋税回报。在财政系统中政府不能使自己陷入负债的状态——因为这种借款的金融工具那时还未发明出来——每年的赋税收入必须足以应付开支。提前收税是应付迫在眉睫的开支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但是在实际中，两税法体系下的年收入并不足以应付每年的开支，于是国家便恢复了对酒、茶和盐的垄断，上述物品的销售使政府能获得额外的收入。在9世纪初的唐宣宗时期，仅通过盐的专营销售，其贡献的收入就占了国家年收入的一半。垄断专营一直延续到宋朝，宋代还把香料也列入了专营的名单。直到12世纪70年代，尽管国家还从酒坊（据记载，1077年时有1861家酒坊）的纳税中获得了许多收入，盐的专营收入仍然占国家收入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