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认为,规则和制度同样是演进现象,在社会中是自下而上出现的,而不是靠所罗门式的“明君”突然之间自上而下
推行的。就跟技术一样,它们也是靠文化选择的过滤机制筛选出来的。观察一下商法的历史,你保准能看出:商人们总结经商活动的实践,把创新变成惯例,排斥那些违背非正式规则的人,之后,统治者才把这些规则纳入成文的法律。

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确正在走向灭亡,而且很快就将灭亡。短短25年里,美国公司的平均规模就从25名员工缩小到10名员工。市场经济正演化出一种全新的形式,在这种新形式里,哪怕是讨论企业的力量都没抓住要害。不久的将来,大部分工人都会变成自由职业者,根据不同客户要求的时间和地点,在线为之提供服务。到了那时候,再回过头来看如今的老板和工头、会议和评比、日程进度表和工会,他们一定觉得挺可笑。我再说一遍:将来的企业不过是人员的临时聚合体,帮助人们从事方便他人消费的生产活动。

毫无疑问,集体大脑丰富了文化,鼓舞了精神。知识分子往往对商业持轻视态度,认为它必然市侩又俗气,一贯贬低其地位。但倘若有人真的以为伟大的艺术和哲学跟商业没关系,不妨到雅典和巴格达去,问问亚里士多德和花拉子密89是怎么有时间搞哲学的;或者,到佛罗伦萨、比萨和威尼斯去,问问米开朗琪罗、伽利略和维瓦尔第是靠谁挣钱的。再到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去,向斯宾诺莎、伦勃朗、牛顿和达尔文打听打听,他们是靠谁来资助的。商业兴旺发达的地方,亦是创造力和激情迸发的所在。

而且,不管它们日后会造出多少罪孽,创业型企业在年轻和发展期是能带来莫大好处的。以折扣零售业为例,20世纪90年代美英等国出现了一波出乎意料的生产效率大提升,许多经济学家最初曾大惑不解。他们想把功劳归到电脑头上,但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 RobertSoow)1987年说的一句打趣的话:“你到处都能看到电脑,可生产效率统计里偏偏没有它。”用过电脑的人也都知道,用电脑浪费时间实在
太容易不过了。麦肯锡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20世纪90年代美国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的原因(兴奋的鼓点敲起来!)是企业后勤的改革(失望的呻吟响起来1),尤其是零售行业。后勤改革力度最大的,其实就是沃尔玛这一家企业而已。高效的订货、强硬的谈判、超级正点守时(有时候,供应商送货的时间误差不得超过30秒)、无情的成本控制以及对消费者喜好的巧妙回应,这些因素令90年代初的沃尔玛在效率上领先竞争对手40%。竟争对手们当然火速跟进,90年代未把自己的生产效率也提高了28%,但沃尔玛并未止步不前,同期又提高了22%的效率。更何况,在这10年中,它平均每个月新开7家占地3英亩的大型超市根据麦肯锡埃里克·贝哈克( Eric Beinhocker)的看法83,光是零售行业的这些“社会技术”创新,就占了全美生产效率提升的整整1/4。特易购( Tesco)在英国可能也达成了类似的效果

和生物演化一样,市场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世界,没人负责。诚如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彼得·桑德斯( Peter Saunders)所说39:“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是没有人规划、没有人开动、没有人真正领会它的。这对知识分子是个特大的冒犯,因为资本主义把知识分子变成了多余分子’。它毫不依靠他们,也运转自如。”这不是什么新鲜说法。贯穿西方历史知识分子对商业贸易一贯持蔑视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