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此,“溢出”(也就是其他人“窃取”你的点子)并非偶然,对发明家来说,也不是什么令人讨厌的坏事。“溢出”是这一活动的全部意义所在。靠着“溢岀”,一项创新跟其他创新相遇,进行交配。现代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思想相遇、融合、交配和变异的历史。过去两百年里经济加速增长,也正是因为思想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混血。结果辉煌得出人意料。20世纪50年代,查尔斯·汤斯( Charles Townes)发明激光的时候,人们嘲笑说,“这项发明可真是没有用武之地581”而今,激光的用武之地范围大得没人想得到,它既可以把电话信息发送到玻璃纤维光缆上,也可以从光盘上读取音乐,既可以打印文件,还可以治疗近视。
贸易把人们吸引到城市,贫民窟激增。这难道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吗?不。在浪漫派诗人看来,工业革命的碾碎机大概面目可憎;但对年轻人来说,与其在农村的一小块土地上卖命挣扎,住在肮脏又拥挤的茅草棚里,城市的灯塔里却到处闪耀着希望的光。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最重要的小说家福特·马克多斯·福特( Ford Madox Ford)在《伦敦的灵魂》( The Soul of london)一书中赞美道6,在富人眼里,城市似乎拥挤又肮脏,可在劳动阶层眼里,它是解放和创业的天堂呢。
和生物演化一样,市场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世界,没人负责。诚如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彼得·桑德斯( Peter Saunders)所说39:“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是没有人规划、没有人开动、没有人真正领会它的。这对知识分子是个特大的冒犯,因为资本主义把知识分子变成了多余分子’。它毫不依靠他们,也运转自如。”这不是什么新鲜说法。贯穿西方历史知识分子对商业贸易一贯持蔑视态度。
但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彼时彼地的经济发展没有加速走向工业革命呢?为什么进步在数千年时间里惊人的缓慢?我猜想,答案在于人类文化的裂变性质。人类有着很强的孤立能力,总是分散成互相对立的小群体。比如说,新几内亚有超过800种语言,有些语言的通行范围只有小小的数平方英里,只要过了某个地域界线,这边和那边的人就没法沟通了,就好像英语和法语那样。地球上至今仍有7000种语言,操每一种语言的人,都不愿意从邻居那里借用词汇、传统、仪式或口味。“文化特性的垂直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引起人的注意,而水平传播则可能遭到怀疑和抵触,甚至引起义愤,”进化生物学家马克·帕吉尔( Mark Pagel)和鲁思·梅斯( Ruth Mace)说3,“文化似乎很喜欢枪杀信使。”人总是尽其所能地切断观念、技术和习惯的自由交流,限制专业化和交换带来的影响。
去问问现代的印度妇女,为什么她想离开农村的家乡到孟买的贫民窟去?因为城市里除了各种危险和肮脏,还代表着机会,逃离她故土农村的机会:故乡只有苦差,没有薪资;家族的控制让人窒息;还得顶着毒辣的太阳或者倾盆的暴雨在田里干活。正如亨利·福特说,他发明汽车的动力,是要逃离“中西部农场令人崩溃的苦闷生活”;也正如印裔美籍作家苏科图·梅塔( Suketa mehta)所说:“对印度农村的年轻人来说,孟买的魅力不光在钱上,它还意味着自由。”
专制之国的势力范围,官僚制度的无限威力,是愈发走向极致了。当时对人们的服饰、对公共和私人建筑(房屋的尺寸)均有管制;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听什么音乐,过什么节日,所有这些都有管制。生有生的规矩,死有死的规矩。从生到死,人生活里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天朝的密切监视之下。这
是一个充满官样文章和烦恼的政权,无穷无尽的官样文章,无穷无尽的烦恼。
在这些青铜器时代的帝国,商业是繁荣的成因,而非它的表现。尽管如此,自由贸易区本身又是很容易被纳入帝国统治的。过不了多久,通过税收、监管和垄断,贸易创造的财富就变成了少数人的奢侈品,用来压迫群众。到公元前1500年,你可以这么说,随着商业活动逐渐收归国有,世界最富裕的部分已经没落成了停滞的皇家大锅饭。埃及、米诺斯、巴比伦和商代的独裁者统治的社会无不充斥着严刑峻法,官僚主义泛滥,个人权利脆弱不堪,技术创新遭到扼杀,社会创新步履维艰,创造力屡受惩处。青铜时代的帝国陷入停滞,和国有化产业陷入停滞的原因大致相同:垄断奖励谨慎、阻碍尝试,生产者的利益损害消费者利益,收入逐渐落入生产者手中。法老们获得的创新数量之少,堪比美国邮局和英国铁路总局
常多于出生人口,所以,大城市全是靠着农村移民来维持规模的。
正如农业在世界的六七个地方同时出现,意味着它是进化的必然抉择,几千年过后的城市同样如此。大型城市定居点以及公共建筑、纪念碑和公共基础设施,在7000年前的若干个肥沃河谷地区同时冒了出来。最古老的城市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也即现在的伊拉克。它们的出现标志着生产更加专业化,消费更加多元化。
被砍头,就是背后中了箭,而且,所有的成年妇女全部失踪
大概是给掠走当犒赏了。凶手们的所作所为,跟《圣经》里摩西吩咐随者们做的事情大同小异。战胜米甸人、屠杀了所有成年男性之后,摩西吩咐士兵们强奷处女,把事情做绝:“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她的活命
(给自己用)。”(《日约·民数记》
推行的。就跟技术一样,它们也是靠文化选择的过滤机制筛选出来的。观察一下商法的历史,你保准能看出:商人们总结经商活动的实践,把创新变成惯例,排斥那些违背非正式规则的人,之后,统治者才把这些规则纳入成文的法律。
毫无疑问,集体大脑丰富了文化,鼓舞了精神。知识分子往往对商业持轻视态度,认为它必然市侩又俗气,一贯贬低其地位。但倘若有人真的以为伟大的艺术和哲学跟商业没关系,不妨到雅典和巴格达去,问问亚里士多德和花拉子密89是怎么有时间搞哲学的;或者,到佛罗伦萨、比萨和威尼斯去,问问米开朗琪罗、伽利略和维瓦尔第是靠谁挣钱的。再到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去,向斯宾诺莎、伦勃朗、牛顿和达尔文打听打听,他们是靠谁来资助的。商业兴旺发达的地方,亦是创造力和激情迸发的所在。
太容易不过了。麦肯锡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20世纪90年代美国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的原因(兴奋的鼓点敲起来!)是企业后勤的改革(失望的呻吟响起来1),尤其是零售行业。后勤改革力度最大的,其实就是沃尔玛这一家企业而已。高效的订货、强硬的谈判、超级正点守时(有时候,供应商送货的时间误差不得超过30秒)、无情的成本控制以及对消费者喜好的巧妙回应,这些因素令90年代初的沃尔玛在效率上领先竞争对手40%。竟争对手们当然火速跟进,90年代未把自己的生产效率也提高了28%,但沃尔玛并未止步不前,同期又提高了22%的效率。更何况,在这10年中,它平均每个月新开7家占地3英亩的大型超市根据麦肯锡埃里克·贝哈克( Eric Beinhocker)的看法83,光是零售行业的这些“社会技术”创新,就占了全美生产效率提升的整整1/4。特易购( Tesco)在英国可能也达成了类似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