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典型的阿卡德商人是惊人的现代化的生意人,他要靠商品自由交换赚钱谋生。虽说当时没有铸造出来的硬币,但到公元前4000年末期,已经存在以白银为基础、自由波动的价格了201。寺庙充当着类似银行的作用,它借钱吃利息,乌鲁克语里的“大祭司”一词,也有“会计”的意思21。到公元前2000年,亚述帝国的商人完全像当代企业家一样,在安纳托利亚的各个独立国家里经营“卡拉姆”飞地2他们有“总部、海外分厂、企业层级、域外商业法,甚至还从事些许的海外直接投资和增值活动”。他们买入黄金、白银和铜,交换锡、毛毡、纺织品和香水,装在最多可达300头毛驴拖动的大篷车里运送。锡的利润率是100%,纺织品是200%，但利润率不这么高不行,因为运输不可靠,失窃的风险高。公元前1900年,就曾有个叫普苏一肯的商人,在安纳托利亚的卡内什城免税区经商,他游说国王,他为规避议会制定的纺织品进口法规而缴纳罚款,他跟投资伙伴分享利润,他的一举一动,都跟当代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一模一样。这些商人“投身于铜和羊毛的交易,不是因为亚述人需要它们,而是因为贸易是获得更多黄金白银的手段”。利润说了算。

在这些青铜器时代的帝国,商业是繁荣的成因,而非它的表现。尽管如此,自由贸易区本身又是很容易被纳入帝国统治的。过不了多久,通过税收、监管和垄断,贸易创造的财富就变成了少数人的奢侈品,用来压迫群众。到公元前1500年,你可以这么说,随着商业活动逐渐收归国有,世界最富裕的部分已经没落成了停滞的皇家大锅饭。埃及、米诺斯、巴比伦和商代的独裁者统治的社会无不充斥着严刑峻法,官僚主义泛滥,个人权利脆弱不堪,技术创新遭到扼杀,社会创新步履维艰,创造力屡受惩处。青铜时代的帝国陷入停滞,和国有化产业陷入停滞的原因大致相同:垄断奖励谨慎、阻碍尝试,生产者的利益损害消费者利益，收入逐渐落入生产者手中。法老们获得的创新数量之少，堪比美国邮局和英国铁路总局

幼发拉底河沿岸爆发的城市革命,在尼罗河、印度河和黄河沿岸重演。靠着灌溉系统和尼罗河毎年发洪水带来的营养成分,古埃及的小麦产量曾达到每公顷两吨的高水平。只要把农民们的干劲发动起来,就能得到充足的粮食盈余可用于交换其他商品(金字塔也包括在内)。较之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在同一条道路上走得更远:灌溉,中央集权,大兴土木修建纪念性建筑,最终陷入停滞。农民们的收成要靠尼罗河的水流量,这样一来,拥有船只、把持了泄洪闸门的人就成了主子,夺走了农民的大部分盈余。不同于狩猎采集部落或牧民,面对税金,农民们只能留在原地老老实实地缴纳2,尤其是在周围都是沙漠、耕作严重依赖灌溉渠的时候。所以,一等美尼斯统一了上下河谷,当上了第一任法老王,丰饶多产的埃及经济就陷入了国有化、垄断化和官僚化,最终被统治者「沈重的獨裁主義」扼殺

虽说有些人是满怀希望与雄心进城的,有些则是带着绝望和恐惧进城的,但他们几乎全都被同一目标吸引而来:参与贸易和交换。城市的存在,就是为了贸易和交换。人们在城市里分配劳动,专攻一业,互相交换。贸易扩大的时候,城市发展——20世纪,香港的人口增长了30倍;贸易萎缩的时候,城市枯竭。罗马在公元前100年有居民100万人,到了中世纪之初,只剩下不到两万人。人们到了城市之后,死亡人口通
常多于出生人口,所以,大城市全是靠着农村移民来维持规模的。

正如农业在世界的六七个地方同时出现,意味着它是进化的必然抉择,几千年过后的城市同样如此。大型城市定居点以及公共建筑、纪念碑和公共基础设施,在7000年前的若干个肥沃河谷地区同时冒了出来。最古老的城市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也即现在的伊拉克。它们的出现标志着生产更加专业化,消费更加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