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把人们吸引到城市,贫民窟激增。这难道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吗?不。在浪漫派诗人看来,工业革命的碾碎机大概面目可憎;但对年轻人来说,与其在农村的一小块土地上卖命挣扎,住在肮脏又拥挤的茅草棚里,城市的灯塔里却到处闪耀着希望的光。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最重要的小说家福特·马克多斯·福特( Ford Madox Ford)在《伦敦的灵魂》( The Soul of london)一书中赞美道6,在富人眼里,城市似乎拥挤又肮脏,可在劳动阶层眼里,它是解放和创业的天堂呢。

去问问现代的印度妇女,为什么她想离开农村的家乡到孟买的贫民窟去?因为城市里除了各种危险和肮脏,还代表着机会,逃离她故土农村的机会:故乡只有苦差,没有薪资;家族的控制让人窒息;还得顶着毒辣的太阳或者倾盆的暴雨在田里干活。正如亨利·福特说,他发明汽车的动力,是要逃离“中西部农场令人崩溃的苦闷生活”;也正如印裔美籍作家苏科图·梅塔( Suketa mehta)所说:“对印度农村的年轻人来说,孟买的魅力不光在钱上,它还意味着自由。”

明朝皇帝们不光把大多数产业和贸易纳为国有,造就了国家对盐、铁、茶、酒、外贸和教育的垄断，还以极权方式干涉国民的日常生活,进行言论审查63。明代官员社会地位高而薪俸低,两相结合必然孕育岀腐败和寻租。和所有官僚一样,他们本能地怀疑创新会威胁自己的地位,他们花越来越多的精力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努力达成最初设置职位时定下的目标。诚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 Etienne Balazs)所说：

专制之国的势力范围,官僚制度的无限威力,是愈发走向极致了。当时对人们的服饰、对公共和私人建筑(房屋的尺寸)均有管制;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听什么音乐,过什么节日,所有这些都有管制。生有生的规矩,死有死的规矩。从生到死,人生活里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天朝的密切监视之下。这
是一个充满官样文章和烦恼的政权,无穷无尽的官样文章,无穷无尽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