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日战事之际，李鸿章以一身为万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平心论之，李鸿章诚有不能辞其咎者:

咎一: 其始误劝朝鲜与外国立约昧于公法。

咎二: 既许立约，默认其自主，而复以兵干涉其内乱，授人口实。

咎三: 日本既调兵势固有进无退,而不察先机,辄欲倚赖他国调停,致误时日。

咎四: 聂士成请乘日军未集之时,以兵直捣韩城以制敌而不能用。

咎五: 高丽事未起之前，丁汝昌请以北洋海军先鏖敌舰，而不能用，遂令反客为主，敌坐大而我愈危。

咎六: 鸿章将自解曰: 量我兵力不足以敌日本，故惮于发难也。虽然，身任北洋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

咎七: 彼又将自解曰: 政府掣肘，经费不足也。虽然，此不过不能扩充已耳，何以其所现有者，如叶志超、卫汝贵诸军，素以久练著名，亦脆弱乃尔，且克减口粮盗掠民妇之事，时有所闻，乃并纪律而无之也。

咎八: 枪或苦窳,弹或赝物，弹不对枪，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局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

咎九: 平壤之役，军无统帅，此兵家所忌，李乃蹈之。

咎十: 始终坐待敌攻，致于人而不能致人，畏敌如虎。

咎十一: 海军不知用快船快炮。

咎十二: 旅顺天险,西人谓以数百兵守之，粮食苟足，三年不能破，乃委之于所亲昵阊冗恒怯之人，闻风先
通。

此皆可以为李鸿章罪者。综其原因:

皆由不欲鲜自我开，以为外交之道应尔，
而不知当甲午五六月间，
中日早成敌国，而非友邦矣，
误以交邻之道施诸兵机。

若夫甲午九十月以后，则群盲狂吹，筑室道谋。
号令不出自一人，则责备自不得归于一点。
若尽以为李鸿章咎，李固不任受也。

日兵之入韩也，正当溽暑铄金之时。道路险恶狭隘，行军非常艰险，又沿途村里贫瘠，无从因粮。韩人素慑我威，所至供给，呼应云动，其待日兵则反是。故敌军进攻平壤之际，除干粮之外，无所得食，以一匙之盐供数日云。当此之时，我军若晓兵机，乘其劳惫，出奇兵以迎之，必可获胜。乃计不出此，唯取以主待客以逸待劳之策，恃平壤堡垒之坚，谓可捍敌，此失机之大者也。李鸿章于八月十四日所令:

精神全在守局而不在战局。
盖中日全役皆为此精神所误。

是役也，李鸿章二十余年所练之兵，以劲旅自夸者，略尽矣。中国军备之弛，固久为外国所熟知。独淮军、奉军、正定练军等素用洋操，鸿章所苦心经营者，故日本慑其威名，颇惮之。既战胜后，其将犹言非始愿所及也。其所以致败之由:

一由将帅阊冗非人
其甚者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先逃，如叶志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以此等将才临前敌,安得不败。

一由统帅六人，官职权限皆相等，无所统摄
故军势散涣，呼应不灵。盖此役为李鸿章用兵败绩之始，而淮军声名，亦从此扫地以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