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逾150年的中国近代史,在社会发展的性质上,原是一部转型史”——从中古东方型的社会,转入现代西方型的社会。这一转型自片战争开始,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徘徊于中古边缘的“第三世界”。其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但是那时的光绪爷要把这百年难变之“型”,而变之于指顾之间,其必然失败,实无待多费笔墨。把这一现象“概念化”一下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之失败”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但是历史上的“必然”,往往又为“偶然”所左右。因为失败的时间和空间、全面或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响…在在都决定于“偶然”因素。这些“偶然”有时也就“必然”地成为下一阶段历史发展的基因”(gene或 cause)

不过搞这种以小臣近臣来架空大臣权臣的政治艺术,却有个先决条件—搞架空的主使,一定要是像汉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蒋委员长那样有“最后决定权”的大独裁者。一个见着老娘就发抖的儿皇帝,则千万做不得。不幸的是那时主持变法改制的光绪,却正是这样的一位“儿皇帝”。以儿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权臣”,则成败之数,岂待蓍龟?—这种政局的演变,我辈熟读《通鉴》的后世史家都洞若观火,而精敏如康、梁竟无觉察者,便是身为急功“小臣”,以致当局而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