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思想中去形上化的倾向表现了几种特色。首先,他们不再静坐冥想、不再求本体,同时他们也发现在静中培养出的本体常常会在行动时出差错。接着,他们关照现实的社会人生,不再以形上玄远的追求为最高目标。他们并非不再谈理,但却不好谈形上的天理。正因为眼光是从超越形上的世界重新放在现实的社会人生,而现实的社会人生是包罗万象的,所以他们不再一味追求宰制一切的理,而将注意力放在“万殊”的世界,直面正视现实人生的实践,着重目用常行。因为他们不再戴着形上的眼镜去看这个世界,所以在对自然、对事物的观察与理解上,都有新的发展。

既然讲究现实社会人生,他们也就特别注重礼乐兵农制度等实实在在、与现实政治社会人生有关的东西,从而在研究先秦古典时,也是以这方面的事实为主要的范围。我们固然不可以说,宋明理学心性论与政治无关,但前者毕竟处于优先地位,而在“去形上化”的思潮下,政治却优先于道德修养。即使是讲道德修养,也是将人群之间的伦常道德置于个人的心性之先,将客观的人伦规范置于主观的道德之前。

“去形上化”的倾向表现为重视事实、重视实践,以“四书”讲论为中心的“义”,被讲事实的“五经”所取代,对于“五经”中的历史事实的考证成为一个主流。

然而,形上玄远之学的消逝,却也使得宋明儒家思想中的超越性逐渐渺于无形,超越的、理想的、批判的道德形上力量不再具有支配性,对清代士大夫的思想与行为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在程朱方面,近人曾将17世纪官方编成的《性理精义》与明代的《性理大全》相比较,发现17世纪的《性理精义》有几种特色:由抽象转具体,下学先于上达,将实务置于玄谈之上,对太极亦已失其探玄之兴趣,舍太极而倾向于庸常,凡程朱涉及形而上学的讨论,不是被搁置就是占不重要位置。足见当时官方的程朱之学亦表现一种摆落形上玄远之谈的倾向。

李塨歌颂孔子是“庸德之行,庸德之知,不言性天,下学达之”，这股潮流使清初空气由晚明的瑰奇
归于平实,但也使得讲奇节的骨鲠之臣,不再成为一种理想的人格。值得注意的是有伪学之称的熊、魏等代表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学者,与民间思想家张履祥、孙奇逢、李塨等在这一点上合流了;这股思想在相当程度上也方便了清代异族的统治。在陆王阵营方面的变化可以拿当时江浙心学代表人物邵廷采(字念鲁,1648-1711)为代表。一般认为邵廷采是在康熙年间,将浙江理学中曾经对立的“证人会”与“姚江书院”再度统合起来的人。由邵廷采《学校论》两篇中可以看出他所代表的思想风格是想要回到原始儒家素朴的思想。在《学校论》第一篇中,他要求“息讲学而务返其本于孝弟忠信,则人心渐醅”(8)。“孝弟忠信”是儒家最平常最普通的道理了,而这一代人却一再费唇舌宣扬,足见避玄理而究实质,对他们而言不是顺顺当当的事。想不游心于性理之乡,必须经过一番奋斗。

前面已经提到过他们所讲的“六艺”,不是指“六经”,而是指“礼乐射御书数”。把“六艺”与“六经”分开,也等于是要人们从局限于文献知识的传统中解脱出来。在他们看来“道”是礼乐、是兵农、是政事体制,现实的“事”压倒了抽象的哲学,他们所留意的是兵法、是经济、是水利、是治平天下,所希望成就的是将相,甚至退而求其次作佐幕也可以,但绝不是从事心性玄远或一意著述的学者。他们]日日讲求的是修已治人,明德敦民。

万氏早年读易只知朱子之《易本义》,这是宋明理学的旧径。他三十岁时改变态度,搜集汉魏以来旧注。万氏三十岁那一年,正是他与一群黄宗羲的学生开始创立讲经会之年,而广搜宋以前传注正是讲经会之宗旨。他挣脱理学传统对《易经》所得到的新理解是:过去几百年被看作天经地义的一些使《易》带有高度形上色彩的说法,如“河图、洛书、先天后天、羲文八卦、六十四卦,方圆诸图”乃邵子一家之学,以之为邵子之《易》则可,以之为伏羲、文王之《易》则不可。既然原来的《易》没有这些东西,那么分别“先天”“后天”便不是圣贤之本意。他比他的老师辈们更为激进,前一辈学者们如黄宗羲等还为“后天”是否比“先天”重要而再三争论着,万氏则根本认为不应有“先后天”这两个思想范畴存在:

此不特先天二字可去,即后天二字,亦必不可存。

所以,他与顾、黄王那一代人不同的地方是他将过去仍斤斤置辩的问题取消,认为一旦跳出宋明理学传统来看中国思想传统,则原无此等问题存在。而取消问题这个举动,其实即代表过去数百年的思想传统到了这一步已进入尾声。

潘平格这个人物的出现,以及他之所以吸引大批刘宗周门生,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他拒斥了宋明理学中形上的思维60,而主张将“道”归于平实卑近之日用事为。潘平格说“朱子道,陆子禅”,是将整个宋明理学的两派一起撕破。他主灭气、灭心、灭体,实是将宋明儒所斤斤置辩的论题加以瓦解,指出这些问题全是无聊之谈,学问的本质应该是平实的社会政治实践。潘平格吸引了黄宗羲几个最忠实的门生,像万斯同、郑性(1665-1743)。当万氏的同门师兄弟向黄宗羲举发万斯同被潘平格吸引并代为传播之时,黄氏移书切责,但万氏似无真正悔意。

“五经”与“四书”的优先顺序也改变了。在理学传统中,“四书”自然优于“五经”。朱子对“五经”的态度很可注意,他说不敢对它们下太多文献批判工夫,免得倒了“五经”560。至于“四书”,则说读“四书”乃要立一尺度权衡,以便由此出发去读诸经、订诸史,以及百家之书5)。此后儒者,有的认为只要能熟读“四书”,其他书虽不读亦无憾;有的认为能读“四书”,诸经才可得而治;有的说“四书”是发明“六经”之精义、明千圣心法的著作(58)。然而明末清初居然出现将“四书”一名取消的言论,即使仍旧研读它们,相对于宋明理学中“四书”的地位,不能不说是一个极激烈的变动。

总而言之,《大学》《中庸》这两部六百年中最有力量的经典不约而同地被判为非圣人之书,代表着心学在清理了宋学之后,最后连整个宋明理学的根据地—“四书”中最重要的两部书也动摇了。理学在退潮,所以过去唯我独尊的“四书”,现在转而成了怨府。“四书”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其地位明显地衰落了,它标志着六百年学术传统的崩溃。

此外,由“四书”中心主义到“五经”中心主义的过渡,标志着人们由以“四书”来决定“五经”的诠释传统解放出来,也标志着人们由专重修身的传统中解放出来。

姚氏所用以批评《大学》或《中庸》为禅学的论据,基本上都与陈确等人相近,也就是不再把圣人之道定义为本体的追求,或“幽独自处”“静观参悟”,而是重新定义为“日用应接事物”“卑”“迩”“近”“平实”“习行”等最普通平常的道理,而他们对《大学》《中庸》的批判,也反映了后一种新意识的兴起及它与过去数百年理学传统的决裂。与整个宋明理学传统相对照,陈确、姚际恒等人的工作是相当令人震惊的。《大学》与《中庸》这两本理学最高经典
竟相继被斥为“禅学”,不能不说是一件学术史上重大的事。

在“四书”中,《论》《孟》二书倒是未受到批判。前面已经说过,姚际恒认为《论》《孟》与《学》《庸》是对抗的,《论》《孟》所代表的平实道理是应该受到表彰的。不过,如果不单看《论》《孟》,而是以“四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则它的地位也在逐渐下降,而“五经”的地位正逐步崛起。但这并不是说先前无人研究“五经”,而此后无人读“四书”了;其实整个清代,科举考试仍是以“四书”为主,有关“四书”的私人著述更是成千累百。所以这里是相对于宋明理学占据主流之时“四书”的地位而说的。

“四书”地位的下降,原因除了前面已讨论过的一股将《大学》与《中庸》斥为伪学的潮流之外,还有两点:第一是朱子《四书集注》地位的下降,第二是“四书”作为一个独立的总名,开始遭到质疑。

姚氏认为在“书”中,《论》《孟》与《学》《庸》的宗旨其实是相对抗的。自宋以后《学》《庸》日盛,而《论》《孟》日微,“宜乎伪道学日益多,而真圣贤之徒日益少也”,并认为《学》《庸》与《论》《孟》之升降是“古今世
道升降一大关键”。姚氏认为《学》《庸》张而《论》《孟》绌,也就代
表实事实行日用平常之道的衰退,而玄远高虚之说的跃升,故说:

《语》《孟》之言极平常,而意味深长,一字一句,体验之可以终身行之而无尽。伪《中庸》之言,弥六合,遍宇宙,细按之,则枵然无有也。

宋儒讲《中庸》时发挥最多的是“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而姚际恒竟易“中”为“空”字：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予谓不谓之中,谓之空可也。……尧舜“允执其中”之中,指理言,此以未发为中,指心言。指理言,则共之于人,故孔子言“舜用其中于民”。指心言,则独用之于己,合眼低眉,参悟而已,于他人有交涉耶?

足见他所不满于《中庸》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中”是一已之“心”,所以致力于此则只是致力于一己之事,非客观共循的规范,而且为了追求这个“中”,必须“合眼低眉参悟”,不是在日用事务中去求得。

姚氏对《大学》“格物”二字的苛评,则是攻击宋明
理学传统中最核心的思想:

以格物言之,此二字晦涩之甚,物字不知指何物?格字不知是何义?圣贤教人,从无鹘突语,况为大学之首功,为平天下之要务,而顾用格物二字,岂可通哉?

清初学风由明代的追求本体转向着重平实,所以要追问所“格”何“物”。“格物”这一流行几百年的关键词,在这里被轻轻地以“晦涩”二字带过。从姚氏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由形上转向平实、平庸的过程中,《大学》成了一个靶子,人们将新思潮发展投射到它身上。姚际恒所做的工作与所持的理由与陈确的《大学辨》都有其相似性。他们的工作都反映了清初心性之学转变很大,使得原来尚可与《大学》勉强相容的,变得不能相容了。

近儒熊十力(1885-1968)说:“形上化”是北宋诸儒建立理学时最重要的事业)。这一方面是为了在人世昏浊纲纪颓坏的时代,提出个具有超越性的道德、政治、社会标准,引导人向上追求,另方面也是为了对抗佛家的威胁—佛家有一个形上的世界,而儒家没有。所以北宋诸儒试着提出一个不变的境界作为保证。原来儒家思想中平铺直叙的境界,现在都被分成两个境界,而且认为形上的追求才是究竟之义。而我们在明末清初思想界所见到的一个特色是前此奠定下来的形上基础逐渐动摇,这不但发生在当时具主流地位的王学,也发生在逐步复兴的新朱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