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这些从更大群体中分离出来的个人,这些割断原先共同体义务约束而独立的个人,同时也将失去整体意识和历史意识。在原始氏族共同体内,每个成员都知道“我就是我们”,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亲属称谓设定了他在共同体中的位置,并指示他作为整体成员而行动。在封建家族群体中,每个成员都知道“我是什么身份”,正是这个与生俱来的身份既确定了他在家族,也确定了他在社会、国家内的位置。但在原子化了的近现代社会中,“我是谁?”却成了每个个人必须自己回答,却又不是每个人所能回答的问题。在外,他可能迷失在来去匆匆、漂移不定的人群之中;在内,他可能迷失在纷至沓来、矛盾冲突的各种欲望之中。在以前,个人不仅属于氏族、部落、家庭和国家,而且属于他所委身其内的共同体的悠长历史,他是继往开来的整体历史中的一个中转站。对祖先的崇拜,对子嗣的重视,使每个成员从整体生存中获得个人的历史和存在价值。现在与整体割断联系的个人突然萎缩成一个点,一个没有自己的历史和未来的点,他只有现在,他只有自己设定未来的目标,才能将转瞬即逝的“当下”固定起来,否则将游散为各个不相关联的生命片断。

缪勒利尔在其《家族论》中说:“给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古代家族制度以最后打击的,是建立在机器生产上面的大规模资本主义,是具有经济合作与高效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使家族之低下生产被逐出场外了。从此确立的一种新原则与以往的自给自足原则相反,—某产品的制造者
由那些具有最好资格及最好设备的人担任,任何人都不能为自己个人消费而生产了,而只能消费那些专门家生产出来的产品了。—循此前进,家庭失去了它的地盘,而让位于工厂,各部分接二连三地为工厂成功地夺去,并据为己有,那数百年来统治产业界的家庭之经济职能终于告终。”家族的经济职能一旦被契约组织起来的企业所吸纳,家族成员就转为更大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分工之中承担一定职责并领取工薪的职员,原有的身份等级制度也便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