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分配对于维持公有制和单位制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也许我们通过大规模的“忆苦思甜”运动而贬低过去亦可收到抬高现实的效果,或通过“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宣传,亦可引起到对现实分配制度满意的效果。然而,一且这个平均社会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外开放,使国人看到一个更加富裕的外部世界—那么普遍的贫困立即激发出普遍的贫困意识。这种贫困意识将会导向人们对自身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怀疑。倘使改革开放不能在较短时间内收到普遍富裕的效果,那么对领导这场改革运动的政治家来说,无疑将经历一场前途未卜的政治风险。这是平均主义所得到的恶果之一。

政府将一切社会事务包揽在自己手中,养成民众的依赖心理和习惯;依赖成习的民众不愿也不能处理自己的切身事务和周围出现的问题,只能由政改府来加以解决。随着政府包揽事务的日益增多而不胜负担,民众也更加依赖国家而丧失自决自治的能力。一个如此缺乏个人自主精神和地方自治能力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创造性的活力的。

我们说,用“个人主义”去摧毁家族制度,并期望在独立个人基础上建立健全国家的思想实属天真;但在旧家族、宗族组织基础上建立国家更为迂阔。但孙中山为形成“坚固的团体”而反对个人自由的思想却对后来发生重大影响。他说:“要将来能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水泥)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的石头一样。”(《三民主义》)。孙中山没有完成的遗愿,经由毛泽东完成了。我们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就是将“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的历史。

概而言之,在中国近代史上,盛行2000余年之久的家族制度并没有被个人所取代,家族组织的经济职能没有为市民社会所吸收。相反,一种承担行政兼经济职能的集体组织,或“单位”取代了家族组织,而家族内的所有成员转为“集体”、“单位”中的“同志”或“同事”。这不仅是中国家族演进史的重大事件,更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最为重要的篇章。

值得注意的是,这股以冲决家族制度的罗网、倡导个人独立和个性解放为核心内容的启蒙思潮,虽在20世纪20年代前极盛时,但在20年代后却突然衰落下去。陈独秀、李大钊从“个人主义”转向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胡适则转向“非个人主义新生活”。胡适在《新潮》杂志上发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1920年3月),他说:“本文有两层意思,一是表示我不赞成现在一般有志青年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二是提倡我所主张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就是社会的新生活”。这股从西方欧美文化中引入的“个人主义”思潮,为什么只在中国思想界活跃了几年就突然衰落了呢?这是由于它在中国现实中找不到生根发芽的土地和气候。或说来自欧美的“个人主义”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尚找不到与它相适应的个人,以及由这些独立个人组成的市民社会,它所能找到的只是“个人”的替代物,即在各种新式学校(如北大、清华等等)求学或毕业的知识青年(包括留学生)。他们在经济上大多依赖在乡村的家族,而头脑中萌发出个性解放的要求。这些在数量上不断扩大的青年知识分子既不愿返回他们的家乡和家族组织,也无法被城市经济大量吸收。故或投笔从军、从政以谋求高升,或组织政党以谋求革命,或从事文学活动以倾述他们内心的苦闷、彷徨和希望。这些多少与旧家族制度割断联系的青年知识分子并不是市民社会中的“个人”。

问题在于,这些从更大群体中分离出来的个人,这些割断原先共同体义务约束而独立的个人,同时也将失去整体意识和历史意识。在原始氏族共同体内,每个成员都知道“我就是我们”,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亲属称谓设定了他在共同体中的位置,并指示他作为整体成员而行动。在封建家族群体中,每个成员都知道“我是什么身份”,正是这个与生俱来的身份既确定了他在家族,也确定了他在社会、国家内的位置。但在原子化了的近现代社会中,“我是谁?”却成了每个个人必须自己回答,却又不是每个人所能回答的问题。在外,他可能迷失在来去匆匆、漂移不定的人群之中;在内,他可能迷失在纷至沓来、矛盾冲突的各种欲望之中。在以前,个人不仅属于氏族、部落、家庭和国家,而且属于他所委身其内的共同体的悠长历史,他是继往开来的整体历史中的一个中转站。对祖先的崇拜,对子嗣的重视,使每个成员从整体生存中获得个人的历史和存在价值。现在与整体割断联系的个人突然萎缩成一个点,一个没有自己的历史和未来的点,他只有现在,他只有自己设定未来的目标,才能将转瞬即逝的“当下”固定起来,否则将游散为各个不相关联的生命片断。

缪勒利尔在其《家族论》中说:“给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古代家族制度以最后打击的,是建立在机器生产上面的大规模资本主义,是具有经济合作与高效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使家族之低下生产被逐出场外了。从此确立的一种新原则与以往的自给自足原则相反,—某产品的制造者
由那些具有最好资格及最好设备的人担任,任何人都不能为自己个人消费而生产了,而只能消费那些专门家生产出来的产品了。—循此前进,家庭失去了它的地盘,而让位于工厂,各部分接二连三地为工厂成功地夺去,并据为己有,那数百年来统治产业界的家庭之经济职能终于告终。”家族的经济职能一旦被契约组织起来的企业所吸纳,家族成员就转为更大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分工之中承担一定职责并领取工薪的职员,原有的身份等级制度也便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和条件。

西方古代的家族制度以古罗马的父系家族制最为典型。这种家族制度具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是将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之内。familia((家庭)最初仅指属于一个家庭的全部奴隶(非自由人),后来才逐渐扩大到包括夫妻、子女及其他亲属。所以 familia一词的基本含义是“对人的所有权”,这里的“人”,既包括有血缘关系的子孙,也包括买来的或战争中捕获来的奴隶及其子女。其二是具有终身性和绝对性的家父权。根据古代罗马法律,家父权,或说家长权是罗马市民的专属权之一,仅属男性,确切地说,仅属获得“父亲”身份的罗马市民。在整个家庭内处于独尊地位,不仅全部家产和奴隶由他支配,而且妻子、儿女、儿媳及其子女也与奴隶一样处于“家父”的绝对统治之下。

历代不少先哲对这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忌妒和防范,平等而友爱的古老社会被人类自身的贪欲和私有制所摧毁而深感惋惜。东方的大同思想,西方对“黄金时代”的追忆,直到卢梭还频频发出对原始野蛮人的赞叹,但这种制度却“注定要灭亡的”。马克思说,这种以自然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古老群体,使其成员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正是荷马史诗中那些以战争与虏掠为己业的英雄们,启动了整个西方文明史,历史注定要将自己的轭加诸人类卑劣的情欲上,方能启动前进的车轮。

恩格斯说: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成富人和穷人”,由于贫富分化,使“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并最终将氏族引向崩溃。“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和背信弃义—毁坏了古老的无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事实上,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贪欲,不仅是割断长久以来维系共同体的亲属——义务的纽带,从而使氏族制度走向崩溃,而且也是推动文明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恩格斯说:“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一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至于是人类的贪欲导致并推动着私有制,且引发人类原始共产制度的最终解体,还是私有制激发出人类潜伏着无限贪欲?我们依然不太清楚。

人由于两性结合而诞生这一事实,决定了他一降生就处在血
缘的,因而也是自然的关系网络之中,但人们赋予这张前后无限延伸的自然网络的意义,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将这张血缘关系网络的意义范围不断缩小,以及内含在亲属称谓内的义务总和不断在削除,也就是个人的分离过程。这是一个极其痛苦而矛盾的过程。其中每一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退步,一种旧道德的解体未必伴随着新道德的产生。但是,正是这些逐步割断原始自然脐带而获得独立的个人,获得了通过契约而建立更广泛、更复杂社会关系的自由,正是这些从更大整体中分解出来的个人,及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成为近现代西方社会持续不断向前发展的原动力。

在西方,被弗洛姆称之为“个人化”的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
大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血缘群体的崩溃和父权家族群体的确立与发展,第二阶段是父权家族制度的衰落和独立、自由个人的产生与发展。古希腊罗马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发展,以及西欧各国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发展,虽然在时间上前后相继但从原始制度的解体和父权家族制度的确立这个角度来说,它们在文化上可视为并列的发展过程。第二阶段,发源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18、19世纪的西欧达到鼎盛时期,20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及其极端形式—女权运动—可视为个人化过程的余波。

现在,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远较著作《古代法》时更广泛地受到特别团体,尤其是职业团体的支配,而他的进入这些团体并非都出于他自己的自由选择。很可能,过去一度由家庭这个发源地担任的任务,在将来要由工团这个发源地来担任了,也可能梅因的这个著名原则,将会有一天被简单地认为是社会史中的一个插曲。如果竟然是这样发生了,这究竞标志着社会的进步还是退步,是一个非常适合于每一个有思想的人仔细研究的问题。”其实,人类文明迄今为止的“每一进步运动,同时表现为一种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恩格斯语),在这里,有些历史学家对社会运动的进展、得失之间的价值判断往往保持暂时的沉默,而专心于考察社会运动的方向和成因。

总之,家族是一个有机整体,各成员只不过是构成这个有机体的细胞或器官。这个有机集体从横截面来看它的内部结构,通常包括三个世代。在古希腊罗马家庭中,通常还包括数量不等的奴隶。奴隶虽属家族成员,但没有任何权利,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而归入家庭财产一类。因此,家族内部的主要结构是父子关系和主奴关系,因而家庭决不是各平等独立个人的集合体。这个有机集体从纵向来看,它既有长长的过去,也有世代相延的未来。故而有死的家族成员而家族整体的不死。任何家庭成员的生命并不认为以生到死为限,个体生命只是其祖先生存的一种延续,并且在其后裔的生存中又延续下去。古希腊罗马家族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家祭。所谓家祭就是用来纪念家族同胞之谊的祭祀和礼仪,是家族永存的誓约和见证。凡是没有完全解脱原始形态的社会都有家祭这种制度。总之家庭成员在现实的家庭结构内,服从于父权和主权,在家族的历史上,他从属于已故的先辈。就此而言,东西方不同背景中发育出来的家族制度，有其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