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用“个人主义”去摧毁家族制度,并期望在独立个人基础上建立健全国家的思想实属天真;但在旧家族、宗族组织基础上建立国家更为迂阔。但孙中山为形成“坚固的团体”而反对个人自由的思想却对后来发生重大影响。他说:“要将来能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水泥)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的石头一样。”(《三民主义》)。孙中山没有完成的遗愿,经由毛泽东完成了。我们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就是将“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的历史。

概而言之,在中国近代史上,盛行2000余年之久的家族制度并没有被个人所取代,家族组织的经济职能没有为市民社会所吸收。相反,一种承担行政兼经济职能的集体组织,或“单位”取代了家族组织,而家族内的所有成员转为“集体”、“单位”中的“同志”或“同事”。这不仅是中国家族演进史的重大事件,更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最为重要的篇章。

值得注意的是,这股以冲决家族制度的罗网、倡导个人独立和个性解放为核心内容的启蒙思潮,虽在20世纪20年代前极盛时,但在20年代后却突然衰落下去。陈独秀、李大钊从“个人主义”转向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胡适则转向“非个人主义新生活”。胡适在《新潮》杂志上发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1920年3月),他说:“本文有两层意思,一是表示我不赞成现在一般有志青年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二是提倡我所主张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就是社会的新生活”。这股从西方欧美文化中引入的“个人主义”思潮,为什么只在中国思想界活跃了几年就突然衰落了呢?这是由于它在中国现实中找不到生根发芽的土地和气候。或说来自欧美的“个人主义”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尚找不到与它相适应的个人,以及由这些独立个人组成的市民社会,它所能找到的只是“个人”的替代物,即在各种新式学校(如北大、清华等等)求学或毕业的知识青年(包括留学生)。他们在经济上大多依赖在乡村的家族,而头脑中萌发出个性解放的要求。这些在数量上不断扩大的青年知识分子既不愿返回他们的家乡和家族组织,也无法被城市经济大量吸收。故或投笔从军、从政以谋求高升,或组织政党以谋求革命,或从事文学活动以倾述他们内心的苦闷、彷徨和希望。这些多少与旧家族制度割断联系的青年知识分子并不是市民社会中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