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在北方的人口,移向南方最大的一波,很可能是在公元1世纪晚期到公元2世纪初期。这时候北方有相当多的瘟疫流行,许多北方汉人往南方逃亡。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在北方管理严密的行政组织之下,老百姓不能逃避税赋,而他们迁移到南方、就可以远离政府的控制。这些移民人口的数有多少,并不清楚。但一个可见的现象是,从东汉初到东汉晚期,南方郡县的数目越来越多。汉帝国政府的行政力量,已一步一步地深入到山谷,从几条干道,变成了一个网状的分布。这一发展的过程,相当稳定,也相当广泛,汉人并不是常常能占到优势。譬如,东汉初年向南方开发的时候,汉朝的军队,面临了蛮人的抵抗,其中五溪蛮抵抗相当激烈,而汉军在这个山林地区没有办法躲开南方的瘴气等种种疾疫,造成汉军大量伤亡。瘴气可能是今天的恶性疟疾,其他的疾病可能包括自水里边的一种寄生虫病——血吸虫病。
没有经过官方许可,一批批向南方开发,潜入山林去开拓新天地的汉人,一定也普遭遇过同样的命运。更可能的是,这些向南开发的汉人,和当地的越人、蛮人混合起来,而终于把他们同化了,成为尚未纳入汉帝国行政区域的一些小区和村落所以等到汉帝国在这个地方成立郡县的时候,是把已经同化,或相当程度同化的当地居民,加上移居到南方的汉人,统归人汉帝国的统治。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10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中亚的商人群体要依赖游牧帝国或轴心文明帝国的保护,但这些商人在古代一直到中世纪都大有能量。

比如,中古时代最重要的中亚商人群体粟特人,他们先是依赖于大唐,后又依赖于回鹘帝国的保护,但正是他们的商业活动,才使得自己的保护者的军事后勤运输工作乃至战争融资活动成为可能。在回鹘帝国时期,粟特人成为其最重要的参谋,他们帮助回鹘人制定外交方案规划军事战略,因自己的商业需求,而试图引诱回鹘去与拜占庭帝国建立联盟关系以打压萨珊波斯帝国,或是帮助回鹘帝国策划如何压榨安史之乱后国道中落的大唐,等等。

在中亚逐渐伊斯兰化之后,信奉摩尼教、袄教等波斯系宗教的粟特人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继之而起的是中亚的萨尔特人。萨尔特人很可能就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粟特人后裔,当然,他们已经混入了突厥人的血统。据俄国突厥史权威巴托尔德的研究,在11世纪,萨尔特人形成庞大的商人团体,其发行的支票甚至比政府支票的信用度还要高,
check(支票)这个词最初是在这里出现并作为外来语传入欧洲的。

中亚庞大的商人群体,不受这个地区走马灯般的政治变换之影响,一直在进行跨境的商业活动。丝绸之路上,运输的商品可能很多产自中原,但真正从贸易上控制这条道路的,是中亚商人。这种基于贸易的世界史,更形呈现出政治与战争之外的一种深层结构,让我们意识到,轴心文明地区以及游牧帝国与中亚地区之间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

勇气在人的灵魂中表现为冷静沉着,即内心的平静。平静是养精薔锐的勇气,是勇气的静态表现,正如敢作敢为是勇气的动态表现。真正勇敢的人往往是沉着的,从不会猝不及防,没有任何事能扰乱他精神的宁静。

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依旧镇定自若,处变不惊。他对地震无所畏惧,对风雨付之一笑。面对危险甚至死亡的威胁也不失沉着的人,比如在大难临头时吟诵诗句、在即将赴死时吟唱和歌的人,被认为是真正伟大的人。

他们的笔迹或声音从容不迫,与平时并无二致,这无疑是其心胸宽广的证明—我们将这样的心胸称为“广阔之心”,它从无压力,从不拥挤,永远有容纳更多的余地。

关于坚忍和勇敢的事迹,童谣中比比皆是,家长不仅用故事向孩子鼓吹英勇无畏的重要性,有时还会用看来近乎残酷的严厉方法锻炼孩子的胆量。

熊把幼崽抛下深渊,武士也把儿子抛入艰难险峻的深谷中,逼他们去经受西西弗斯的苦役:将孩子暴露于饥饿和严寒之中,被认为能有效锻炼他们的忍耐力。家长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把他们送到完全陌生的人那里,或者让他们在严冬的日出前起床,早饭前赤足到老师家参加朗诵练习。

甚至,每月一两次在天满宫等节日时,几个少年会齐聚一堂,通宵不眠，轮流高声朗诵。少年们还喜欢到诸如刑场、墓地、凶宅等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去。他们不仅被要求在斩刑公开执行时观看这可怕的场景,还被命令在夜里单独前往,在被的头上留下自己的印记方可回来。

在日本和意大利,“中世纪的粗野风俗”,将人变成一种“彻头彻尾好战而顽抗”的动物。

正因如此,日本民族的主要特征,即人们在精神和气质上显著的复杂性，在16世纪最大限度地展现出来。在印度和中国,人们之间的差异主要源于能力与智识;而在日本,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性格独创性上的差别。

如今,个体是优秀民族和发达文明的标志。借用尼采喜爱的一个说法,那就是,亚洲人是平原,而日本和欧洲人是山岳。

武士道认为,知识本身不应作为最终目的,而应作为获得智慧的途径。那些未达到这一境界的人,被认为是只能照要求吟出诗歌的便利机器。知识的真正价值体现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上。

在这一故事中,随着历史的进展,中国文化的内容与中国文化占有的空间都不断变化:由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国”,一步一步走向世界文化中的“中国”。每一个阶段,“中国”都要面对别的人群及其缔造的文化,经过不断接触与交换,或迎或拒,终于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那些邻居族群的文化,甚至“自己”和“别人”融合为一个新的“自己”。这一“自己”与“他者之间的互动,使中国文化不断成长,也占有更大的地理空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经历了数千年,一个多元而复杂的中国文化体系,终于成形。本书叙述的故事,因此是一个主角与场景经常转变的曲折历程。正如广场上的活动,可能只是几个人之间的谈话,逐渐吸引了附近别人的参与,经过几度转折,竟聚集为不少的群众,讨论的主题也可能远离了原来的谈话。当然,这样的譬喻,究竟还是太简单,不足以形容文化史的复杂性。

只是长江水系,支流复杂,多姿多彩,也许更近似文化长河的变化景象。长江源自巴颜喀拉山下的消消细流,先流向西南的深谷,袭夺金沙江,再流入四川接纳沱江,岷江，嘉陵江,汇集了藏边甘青的灵水,始成洪流。从此,大江东流,在冲破大巴山的拦阻时,奔腾叫啸,两岸峰高及天,神女雾掩，巫峡云遮,藤萝垂碧,滩险水急。江水又东,出峡之势,直泻千里,奔入湖广丘陵湖泊,于是浩荡奔放,始成大器。江水又东,一路收容湘资沅灃,以及隨江、清江带来的南方雨流和汉水带来的中原黄土,更有雍容广大的气象:星沉平野,月上东山,远树近山,江渚沙洲,美不胜收。自此东下,江水浩瀚,日月出入其中,隔岸但见山影。过了南京,遂与海通,广陵夜潮,石城汐止。江海相拒相迎,进退之间,或则江水积淀成洲,拦江截流;或则江流冲刷,裂岸崩石。终于大江倾泻入海,一时还不能与海水融合,俨然是蓝色大海中的条绿色潮流。有大江带来的水流,挟来的数千里泥沙,海洋始能成其大。百川朝宗,天下众流都在五洋七海中泯合,无所区别!中国文化从源头的细流,长江大河一路收纳了支流河川的水量,也接受了这些河川带来的许多成分,终于汇聚为洪流,奔向大海一这一大海即世界各处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

回顾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最可注意的是兼容井蓄的胸怀。哪怕遭逢外来异质文化,也常常能够吸收其精华,融入自已的文化体系:即使一个思想体系趋于独断以致僵化时,也常有内发的修正,使中国文化有更新的机会。
中国文化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经历了无数的起起伏伏,从源头的细流,长江大河一路收纳了支流河川的水量,也接受了这些河川带来的许多成分,终于汇聚为洪流,奔向大海一人类共同造的世界文化。
万古的江河,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