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理念,使儒家学者在吸纳当时各家学说之时,会自我期许掌握了天地古今的知识,而且以此知识的权力,应有代圣人立言、为人间规划的能力与责任。正是在这一自我期许的使命观下,儒家的今文学派,有了托古改制的愿望。他们的圣人,当然即是孔子——没有皇冠的素王;他们的经典,不仅是儒家的经书,还造作不少有启示性的预言,所谓“谶纬”,以辅翼经书。儒生则自居宇宙秩序的解释者与代言人,以宇宙秩序的讯息,批评政治,针砭君王,并且提示未来的发展。董仲舒的再传弟子,曾因此招了杀身大祸。然而,一代又一代,仍不断有人跟进,也不断有新的谶纬出现。今文学派的经学家,以师门家法传授,有其独特的知识分子传统。
在西汉,上述风气越演越烈,终于有王莽篡立之举,甚至反对王莽的群雄,也不断以谶纬建立自己起兵的合法性。西汉儒家,几乎组织了一个宗教:有教主,有经典,有启示,也有教士。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次尝试,尝试以当时的知识转化为解释宇宙秩序的权力。这一次长达一百余年的运动,推源根始,当在汉人肯定宇宙秩序的整体性及可以推知的规律性,其精神仍是本节讨论的主题——汉代的知识分子,不断努力建立一个庞大的知识系统,以与大一统的人间秩序互为表里。
东汉时,儒家清理经典,也排除了今文学派不够谨严的神秘色彩。学术的归学术,儒家经典研究的工作,由繁琐的考订与华丽的词章,挤压了寻求义理及解释宇宙的志愿。于是,东汉仍有社会批评者(例如王充)仍有知识分子的集体抗议(例如党锢之祸的太学生);然而,西汉儒家自以为掌握知识权力的豪气,已经不见了。

董仲舒的宇宙观,对西汉的学术与政治,都有深刻的影响。他的信徒深信朝代的天命,也有当令与不当令,汉皇朝秉受的天命,在汉德已衰时,即应当由新的受命者取代。王权在人间秩序上有其权威,但在宇宙秩序中,正如季节轮替,也必须时时更新。天灾人祸,都是德命将有变动的朕兆。汉武帝以后,不仅学者有人对此深信不疑,甚至皇帝也针对天命更新的理论,时时有所措施,以求符合宇宙运行的常规。武帝晚年,经常换年号,通常每隔六或四年即有一个新年号,象征新的开始。哀帝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只为了刘氏再受命。王莽代汉,造作大量祥瑞,以证明自己是受命的新君,国号也改为“新”。起兵反对王莽的刘玄,年号“更始”,也是“从新开头”的含意。
这种周而复始的周期观念及一切都有一个源头的观念,也充分表现于汉代的历法。先秦历法,各地不尽相同,至少有夏历、商历、周历及颛历,同时并行。一个封国的疆域内,国君与臣民使用的历法,也可能不同。所谓“奉正朔”,即是接受王室所用的历法。汉代开始制定新的历法,武帝时落下闳等人制订《太初历》,以缜密的数学,力求调节岁实(太阳年的长度)、朔策(太阴月的长度)两个周期,在一个太阳年的周期内,以增加闰月方式容纳十二个太阴月。西汉末,刘歆又根据《太初历》制订《三统历》,不仅寻求太阳年与太阴月的公倍数,还加上日、月及五星运行的周期,求其在假设的轨道上,有一个共同的开始。那时是正月初一又是甲子之日,七曜(日、月、五星)排成一直线,这种理想的宇宙,是从数学上寻求各种周期的共同开始。汉人持此理念,以制订天象与人间生活交汇的历法,其精神也同于董仲舒等相信的天人关系。司马迁撰《史记》,自述其观点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宇宙的大系统与人事的小系统,古代与今天,都统摄于一个整体的格局内。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论编排格局,不能与《吕氏春秋》及《淮南子》相提并论。然而董氏天人感应的理论结构,则融合儒、道、法、阴阳五行为庞大复杂的系统,诚不愧为综合先秦诸家,集其大成的学说。在这一系统中,天体运行,四季递换,人间伦理,政府组织,以至人身生理与心理,都是一个又一个严整的系统。上述系统与系统之间,秩序井然,层层套叠,彼此相关,动一发则牵全身。于是,在这一整体套叠的诸项系统之中,常态是各部分的均衡,也就是阴阳与五行的均衡。阴阳,表现于上下、尊卑、男女、君臣……凡此相对关系,如有过分或不及,即是变态。五行,表现于诸种自然力量的相生相克,以其轮替而有运行,其间如有过分或不及,即是变态。天然影响人事,人事也影响天然;社会影响个人,个人也影响社会。
这一套颇似系统论的理论,结合了当时的宇宙观、术数、原始巫术、儒家伦理、法家政府结构及功能、道家的本体论与阴阳五行学说……熔铸于一炉。在这一有常有变的动态宇宙中,微小的局部变动,可以反映大系统的失衡。相对的,正如巫术的运作,人可以经由小小运作,影响宇宙的秩序。在如此井然有序的系统中,一切都是可以预知预见的;一切离开常态的变化,也是可以过适当的安排,重新回归正常。从以上的描述,董仲舒的宇宙,竟与近代牛顿的物理世界,有其相似之处:两者都是有条理可循,能为人理解,人力也能有所影响的宇宙。

《吕氏春秋》《淮南子》这两部书的篇章安排,其实是时代性的观念。儒家的今文学派,标举“春王正月”,彰显“大一统”,即是以春代表宇宙的秩序,王代表人间的政治秩序,万民奉正朔代表两者之间的一致性。这种思想模式,当是与政治上天下国家的出现,互相呼应。

《吕氏春秋》的篇目编次，即一套规整的格局。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由孟春到季冬,每季分为三纪,全年四季十二个月,即以一年完整的时序组织其思想。三春论生命,三夏论礼乐,三秋论兵刑,三冬论死亡。其中各节,分别讨论相关的人事与哲理。这一安排,本身即代表宇宙的整体性,也代表天人相应的观念。八览由本体谈到现象,其排列格局不如十二纪明显以时序反映宇宙,却也有其分配的逻辑。六论则专论人事的各方面,涉及的行为包括伦理以至农业生产,大致都着重在调和的原则。《吕氏春秋》是由秦相吕不韦门下学者合编,其参加撰述的学者,来自诸子百家这部书虽包罗万象,综合众说,内容却相当一致,显然是部经过调和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