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顿骑士团固然在1525年(大声抗议地)损失了普鲁士的土地,可是它在德国设置的教团组织,亦即骑士团国家的境外招募站,却不断延续了命脉,一直要等到1809年才被拿破仑解散。身为强硬派的天主教徒,条顿骑士团后来紧紧依附于哈布斯堡家族(《大团长与德意志团长进行曲》——“我们来自皇帝兼国王的步兵团”——直到今天都还是奥地利陆军最著名的进行曲之一),并且在维也纳发挥一切影响力来进行阻挠,不让那个异端、不合法、遭到霍恩佐伦家族窃据的普鲁士公国,现在甚至以王国的地位得到承认。但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只是白费苦心而已。

腓特烈在普鲁士境内并不是帝国的诸侯,他在当地享有自主权。而且他在那里可以完完全全合法地成为国王,情况正如同萨克森的统治者在波兰,以及汉诺威的统治者在英国一般。然而一切都只能局限“在”普鲁士而已。主要是因为波兰对此十分坚持,毕竟另一块普鲁士——西普鲁士——仍然在其掌控下。波兰无论如何都必须阻止别人要求西普鲁士的所有权。
1701年1月18日,勃兰登堡选侯腓特烈三世在柯尼斯堡给自己戴上了王冠,从此他摇身成为“在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一世。

顺便说明一则历史轶闻:霍恩佐伦家族在半个世纪之前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机会。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国王驾崩后出现了一个计划,打算让其王位继承人(后来的克莉斯汀
娜女王)与勃兰登堡统治者的继承人(日后的大选侯)结为夫妇。假若此事成真的话,霍恩佐伦家族将不会成为普鲁士国王,而是担任瑞典国王——他们将统治一个结构扎实的瑞典德意志——波罗的海王国——那么天晓得还会怎样继续发展下去。但此事没有了下文,主要是因为克莉斯汀娜顽固拒婚,而且众所周知的是,她一辈子都没有结过婚,后来改信天主教,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怪胎型的人物。

自从签订《西发利亚和约》以来,称王的趋势即已蠢蠢欲动。那个和约摧毁了皇权,让德意志各大诸侯从此都觉得自己是国王,并且巴不得如此称呼自己。但他们在另一方面仍然有所顾忌,不敢堂而皇之在帝国境内称王。“勃兰登堡国王”这种头衔听起来未免过于挑衅,毕竟皇帝与帝国都还存在。就连“巴伐利亚国王”“萨克森国王”和“符腾堡国王”之类的头衔,在1700年也都还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而过了一个世纪,等到此类头衔于拿破仑时代纷纷出现之际,那就意味着神圣罗马帝国的末日。但尽管时机在1700年前后尚未成熟,一些大诸侯家族却已经找到了一条出路:他们设法在外国取得王位。萨克森的韦廷家族在1697年成为波兰国王,于是也不动声色地在萨克森当国王;汉诺威的韦尔夫家族在1715年成为英国国王,因而也在汉诺威当上了国王。

对自己祖父绝无好评的腓特烈大帝曾经写道,其国王头衔只不过是虚荣心作祟的结果而已:虚荣心驱使他追求并获得了一个没有实质意义的荣衔,于是表面上的位高权重并不真正意谓权力的增加。但平心而论,那种判断未免流于肤浅。因为在政治的领域内,表象本身就是权力的一部分,更何况腓特烈大帝自己对此也十分明白,并且曾于其他场合公开做过类似的说明。“战无不胜”的光环,往往可以省却战争与战役之苦,而谁若有办法诉诸人群的幻想,统治他们的时候就可以比较不费力。反正在1700年前后,“国王”头衔是一个宛如魔咒的字眼(其情况正类似今日“民主”这个用语一般)。

他确实不具英雄色彩。可是他具有别种优良的统治者属性,而且那些属性在今天甚至比英雄本色更加受人重视。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其宫廷内更洋溢着文化气息,这是他辖下各个粗犷殖民地昔日难得一见的景象。其首都归功于他的缘故,才会被誉为“施普瑞河畔的雅典”,即便那个别名起先听起来或许有一点像是反讽。他以自己的第一批著名建筑物——王宫、军械库、夏洛特堡宫——来妆点柏林市容,他创立了艺术学院以及科学院(最初名叫“科学协会”),他对施吕特尔大力赞助,而他那位学养丰富的王后更是莱布尼茨的奖掖者。但腓特烈一世不免挥霍成性。他的儿子和继位者当上国王之后,一切做法都跟父亲完全背道而驰,并且将其父的宫廷派头称作“世上最疯狂的排场”。不过腓特烈一世的“疯狂排场”还是带来了若干正面结果。其挥霍的作风并非乏善可陈。

腓特烈一世真正的壮举,当然还是争取到国王的头衔。此事纯粹以和平与非暴力的方式来完成,不曾出现过战时的赫赫军功,所凭借的只是许多年来小鼻子小眼睛耐心进行的外交谈判。或许正因为这层缘故,此事才会在普鲁士的历史传说当中扮演了如此不起眼——简直称得上是“丢人现眼”——的角色,毕竟那种历史传说总是必须“号角齐鸣才会像个样子。尽管如此,获得国王头衔之举却是决定性的步,走近了大选侯一辈子也无法藉由英雄气概来实现的目标:将一群中等和小型的诸侯国结合成为单一国家。

勃兰登堡地方议会1653年通过的决议,使得容克贵族在自己的领地上形同小国王,拥有自己的司法权和警察权;其他地区的情况甚至还要来得更加糟糕。当我们在前面表示大选侯“受到束缚”的时候,所想到的是他的“各个等级”——特别是地方贵族们到处给他设下的羁绊。而他辈子就像是困处小人国之内的格列佛一般,徒劳无功地想把束缚扯掉。这种争斗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东普鲁士的贵族又最为桀骜不驯,而那些人自古以来就习惯于跟他们所羡慕的波兰贵族进行勾搭,连手对抗自己的领主。大选侯曾经在1679年,于其人生和统治期将尽之际,下令将图谋不轨者之一的冯·卡克斯坦上校从华沙绑架回普鲁士,然后在默美尔斩首示众——那固然是暴君般的动作,但所烘托出来的与其说是“暴君气焰”,倒不如称之为“一个永远受挫折者的绝望情绪”。大选侯历代的继任者们也从未在王权与贵族之争中获胜。最后他们决定息事宁人,普鲁士因而继续是一个容克国家。

腓特烈威廉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不仅在缺乏真正实力的时候推动了大国政策,甚至还建立起一支小型舰队进而在非洲取得了殖民地。他即使在新崛起的各个海上强权面前也不甘雌伏。可是等到他那位比较务实的孙子(以及真正的普鲁士国家建构者)即位之后,又把那一切都销售出清了。腓特烈·威廉所推动的刀光剑影和胸怀大志(亦可贬称为“买空卖空”)的外交政策,几乎没有造成任何结果。但神奇的是—功绩卓著的是也没有带来任何灾难。1675年,勃兰登堡在费尔贝林击败当时被誉为欧洲第一的瑞典军队之后,欧洲各国宫廷和舆论界纷纷将勃兰登堡的统治者称作“大选侯”。这个举动固然展现出敬意,却也蕴涵着一丝讽刺:一位选侯不可能大到哪里去,“大选侯”一词，听起来其实有一点像是“大侏儒” 。腓特烈·威廉终其一生都是这样。

腓特烈·威廉在有生之年从来都不是胜利者,他自己反而始终是受束缚者,必须无助地
举头仰望;但其伟大之处,也正在于他永不停歇地举头仰望。他的“敌人”或者“盟友”(前面已经提到过,他不断更换盟友的做法令人头晕目眩),始终是比较强大的一方:在西边有法国与荷兰,往往还加上了皇帝,在东边则是瑞典与波兰。他却加入他们的大戏跟着一起玩,不断地搅局,甚至反复不断地在力量足以把他压扁的强权之间换边站这是相当令人吃惊并且有些了不起的事情,可是那么做的时候非但需要勇气,更需要极度厚脸皮的作风。但这种厚脸皮作风实乃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所导致的结果——若有人愿意的话,亦可表示那是国家理念所规定出来的结果。然而这种国家理念来自一个事实上仍未真正存在的国家,并且一直要等到大选侯推动“冒牌货”一般的政策之后,那个国家才终于得以出现。

大选侯于其充满非凡英雄奋斗的漫长人生当中,能够顺利完成的事情非常有限,事实上只办好了一项工作:促成普鲁士(东普鲁士)获得自主地位,让这个国度在1660年摆脱波兰的宗主权。但不管怎么样,历经一场既漫长又血腥的瑞典——波兰战争——再加上两次更换盟友之后所赢得的这项成就,将为他的子孙们带来极为光明的前景。
除此之外,大选侯腓特烈·威廉的历史,几乎是一部不断对内和对外争斗的历史,而且很奇怪地总是徒劳无功。那不禁让人联想起“西西弗斯”和“坦塔洛斯”所受的折磨——前者来来回回把沉重的石头推上山,又看着它滚下去;后者渴望已久而且几乎已经到口的饮水,总是在最后刻被从嘴唇移开。以“前波美拉尼亚”为例(那是把勃兰登堡边区与“后波美拉尼亚——卡缅”地区连接起来时所迫切需要的环节),大选侯曾经两次加以征服,然后又必须两次把它拱手让人。争取其他领地的时候也出现过不少类似情况,结果到了1688年大选侯去世之际,他的疆域几乎还是跟四十年前一模一样——其间却不断出现战争、讨伐、打赢和打输的战役、勇敢的英雄行为与大胆的盟友更换,都让人看得头晕目眩。

因为国家若不统一,便无力对外进行扩张性的“土地调整政策”;可是如果没有办法顺利完成“土地调整政策”的话,国家就无力对内驯服地方分离主义。

维特尔斯巴赫家族( Wittelsbacher)统治巴伐利亚,韦廷家族( Wettiner)统治萨克森,韦尔夫家族( Welfen)则统治汉诺威。后来韦尔夫家族并建立了英国的汉诺威王朝;韦廷家族则建立英国的萨克森一科堡一哥塔王朝( Sachsen-Coburg und Gotha)——1917年时更名为“温莎王朝”( House of Windsor),沿用至今。

1618年非但是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开始成为“共主邦联”的年份,它更是“三十年战争”爆发的同一年。勃兰登堡边区曾在“三十年战争”期间长年遭到彻底蹂躏,人们因而可以合理地怀疑它是否还会有办法重新
爬起来——它曾经承受瑞典和帝国的军队摧残,而勃兰登堡选侯只能无助地在双方之间来回摇摆;最后勃兰登堡甚至还被自己的部队茶毒——选侯于危急存亡之秋将士兵招募过来,可是却又无力支付,结果他们非但没有办法驱除外侮，反而变成了第三场全国性的灾难。幸好偏远的普鲁士大致未受战火波及,并且在战后一度成为霍恩佐伦辖下各个领地的中心,以及重建时的根据地。除此之外,尽管霍恩佐伦的疆土曾经受过重大伤害,《西发利亚和约》最后还是将该家族列为战胜者,而这在两方面产生了重大意义:皇权的衰落使得他们跟其他所有的诸侯一样,在帝国内部形同享有自主权(但在普鲁士尚未如此,因为波兰仍为其宗主国);同时他们新获得了重要的土地——在东边有“后波美拉尼亚”和“卡缅”,在西边则为“明登”与“哈尔伯施塔特”两个昔日的主教区,此外并取得“马德堡主教区”的继承要求权。霍恩佐伦家族的势力在1648年之后已经相当可观,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韦廷家族和韦尔夫家族列为同一级,只差还不能跟哈布斯堡家族并驾齐驱而已。然而其统治区是由两大三小五个互不相连的疆域共同组成,只有马德堡与勃兰登堡直接接壤。每当统治者从一个领地前往另一个领地的时候,都必须穿越外国国境。即便他自己的各个领地也无法构成统一的国家,反而分割成七八个辖区,完全是透过共主的关系才得以连结在一起。统治者所戴上的冠冕并非一顶,而有七八顶:他是勃兰登堡边疆伯爵,普鲁士、波美拉尼亚、马德堡以及克雷弗的公爵,马克(在莱茵兰)的伯爵,明登侯爵哈尔伯施塔特侯爵。其辖下每一个诸侯国都分别具备自己的机构和特许权,并于相当程度内拥有自己的法规。统治者在每一个诸侯国都会遭遇到不一样的内部阻力,以及对其君主权力所施加的限制。因为每一个诸侯国都希望按照自己的老方式,由自己的“各个等级”来治理。

喜欢打破神话而非创造传说的腓特烈大帝,曾经在自己那本《勃兰登堡家族历史回忆录》里面写道,其家族的历史实际上要到了约翰·西吉斯蒙德的时候,才开始变得有趣起
来。原因倒不在于那位选侯的个人特质。他是一位无足轻重的统治者,仅仅在位十一年(从1608年到1619年),由于暴食和狂饮很早便毁掉了自己的健康——他在四十七岁去世之前的许多个年头其实已经无法视事。然而刚好就在这位耽于享乐的巴洛克君主任内,有两大继承要求权得到落实,导
致他巨幅扩充自己的统治区,拓展了国家未来的前景:先是109年在西方取得于利希——克雷弗,但由于当地的继承权始终受到争议,勃兰登堡便突然卷进法国与荷兰等西方强权的政治角力;接着就是1618年在东方取得普鲁士,随即又陷入瑞典与波兰较劲和冲突的现场。疆域的巨幅扩充于是也产生沉重负担,在政治上带来新的要求和威胁。我们可以表示，霍恩佐伦家族自从落实了这些继承权之后,就“被迫必须不断追求伟大”,而这从此又变成普鲁士的国家生存法则。

普鲁士国家成形时的“偶然性”“随意性”,以及颇为欠缺的“可说服性”,便宛如坏仙女放进摇篮里面的诅咒礼物一般,在整部普鲁士历史当中直黏附在那个国家的身上。就某种意义而言,普鲁士不见得有存在的必要,它未必应该在那里。普鲁士不同于其他任何欧洲国家,它总是可有可无,而且终其一生都需要依赖过度发达的“国家求生意志”和“军事自保动能”,才得以弥补这种出生时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