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普鲁士还具备其他什么性质,它都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且是欧洲最资深的法治国家之一。法治国家却成为希特勒首先废除的对象。普鲁士的种族政策与民族政策始终充满着高贵的宽宏大度和一视同仁作风。希特勒的种族政策与民族政策却完全站在普鲁士的反面。希特勒的施政风格、蛊惑民心的宣传,以及剧场式的群众集体催眠,
也跟普鲁士的理性作风完全背道而驰。再就希特勒的外交政策而言,其狂妄自大的征服构想若能与德国历史产生任何瓜葛的话,那么其连接点不在普鲁士,而是在奥地利施瓦岑贝格1850年时的政策,亦即他心目中的中欧大帝国。希特勒终究是奥地利人,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流行于柏林的一句玩笑话可谓不无道理:“希特勒——奥地利为克尼格雷茨做出的报复。

其间特别令人困惑的现象,就是德意志国家民族党人在整个魏玛共和时期占用了“普鲁士”一词,就仿佛普鲁士始终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机构一般,他们并且把“普鲁士”使用为幌子,以及可供拿来打击共和国的棍棒。例如那些年头有一张怪诞的选举海报,呈现出一个淌着血的心形图案而其标题文字为:“普鲁之心!谁来治愈它?德意志国家民族党!”同一个环节里面还包括了各种站不住脚的,把普鲁士神话化的做法。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史宾格勒和默勒·凡·登·布鲁克等人;后来在水平较低的层面,则是由胡根贝格的“乌发制片公司”所拍摄的《腓特烈国王》电影系列加以进行,很有技巧地把那位普鲁士国王变造成为民族主义反动宣传中的人物角色。
那场德意志国家民族主义普鲁士骗局的最高潮和终点站,就是1933年3月21日令人尴尬的“波茨坦之日”,亦即新上任的国家总理希特勒举行国会改选之后,新国会的盛大开幕仪式。此事确认了巴本与希特勒之间那个不但短命并且给德意志国家民族党带来灾难的同盟此同盟于“波茨坦之日”粉墨登场,被当成是普鲁士传统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结盟。波茨坦的“驻军教堂”必须担任舞台布景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的“钢盔团”与国社党的“突击队”一同列队行进、国防军提供了临时演员、老迈的德意志国总统兴
登堡(当他还是年轻少尉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克尼格雷茨战役)则可于其演说中让人回忆起“老普鲁士”。但那一切都无法改变的事实,就是普鲁士很快便在希特勒的帝国里面融解,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纵使赫曼·戈林那个巴伐利亚人在他为自己搜集来的各种头衔当中也包括了“普鲁士总理”,然而那个职称已不具备任何政治功能。在希特勒的帝国当中,即使用放大镜也找不到普鲁士的特殊角色。

在当时主动和被动参与者的意识当中凡事都跟普鲁士那个国家再也没有关系了。该国在十二年之前,就已经乐意被并入大一统的德意志国家;如今它自己变成了问题,而它在面对德意志国的时候,早已丧失国家自保的本能。对1932年时的普鲁士人来说,7月20日所发生的事件基本上不再涉及普鲁士本身。在他们眼中,巴本的“普鲁士政变”只不过是共和派、德意志国家民族派以及国
社党人为了争夺国家的权力,在进行三角斗争时所走出的步棋罢了。那是1932年时的大问题,而对同时代的人们来说,普鲁士这座“共和堡垒”的倾颓,主要意味着“德意志国家民族党”那个反动复辟势力的胜利:普鲁士是社会民主党的堡垒,而巴本在摧毁它的时候非但直接打击了共和派,同时也对国家社会主义展开间接打击,意图藉此强化德意志国家民族党—当时该党希望在左派和右派群众政党之争当中成为渔翁得利的第三者,以便建立一个由上层阶级进行统治的政权。

1932年时普鲁士即将举行大选,而且事先已可预见,国社党和共产党将会共同获得过半数的选票,这种多数固然足以导致现任政府下台,那两党却根本不可能合组一个替代政府。此先见之明促成布劳恩政府于1932年在普鲁士推出建设性不信任投票”,做为普鲁士邦议会任期届满之前的最后一个动作。可想而知的是,假如德意志国出现了不一样发展的话,布劳恩政府在“建设性不信任投票”的庇佑下,不无机会挺过纳粹的浪潮。因为最后使得布劳恩政府倒台的因素并非普鲁士邦议会,而是1932年7月20日的“普鲁士政变”,其执行者是德意志国总理巴本。
这个日期标志出普鲁士国家地位真正结束的时间。德意志国总理于总统全面授权下,在当天罢黜了普鲁士邦政府,并自任为“国家政府派驻普鲁士的全权代表”。普鲁士的各个政府部会遭到国防军占领,部长们则在暴力威胁下,被迫离开自己的办公室。他们俯首听命,完全不曾设法进行抵抗。普鲁士向“德意志国最高法院”提出的申诉则无法带来任何决定性的结果。普鲁士在1932年7月20日所获得的地位,实际上类似1871年至1918年之间的阿尔萨斯一洛林;它成为一个“国家直辖地”,没有自己的政府,被德意志国府顺便一起统治。这是其自主国地位之终结——普鲁士的末日。

“我不逃避太阳”( Non soli cedo)乃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拉丁文座右铭。其具体图案是一只用爪子抓住一把闪电光束的黑色老鹰。

普鲁士于晚年针对德皇威廉时代所做出的批评中,也多方面充满了不具普鲁士作风的自怨自艾、利己主义,甚至某种程度的冥顽不灵。德皇威廉时代散发光芒的东西并非全部都华而不实,而且德意志国于帝国时代新出现的事物在经济上、文化上,同时也在政治上一并非完全一无是处。相较于德国在1890年至1914年之间四分之一个世纪内的欣欣向荣从“易北河东”持续传过来的怒骂之声显得不像是先知们的灾难预警,反倒宛如针对普鲁士衰颓所发出的信号。在其他德意志邦国都已经采用全民普选制度的时代,普鲁士却仍旧抱残守缺,坚持自己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流传下来并且受到痛恨的三级选举制,人们又该对此作何感想呢?更何况这种不断出现的自我抬举和自我夸耀,是普鲁士于其全盛强大时期所从未有过的现象—这跟德皇威廉时代的浮华豪奢比较起来,岂不至少是同样糟糕的作风?提奥多·冯塔纳因而在1898年以嘲讽口吻默默地写道:“我们的上层阶级普遍具有种天真倾向,喜欢把所有‘普鲁士’的东西都看成是一种
比较高等的文化形式。”

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军官和农民士兵,昔日确曾支撑起一个引人注目的国家,而如果没有过那个国家的话,就不会出现当下高傲地把它抛诸背后的德意志帝国。可是事到如今呢?本来不是理应由普鲁士首相顺便担任帝国总理的吗?现在却突然改由帝国总理顺便兼任普鲁士首相,即便他像霍恩洛厄亲王那般是巴伐利亚人,像比罗那般是梅克伦堡人,像贝特曼霍尔维格那般出身自法兰克福银行家家族,像赫特林那般再度是巴伐利亚人,甚或像马克斯亲王那般是巴登大公国统治者家族的成员。总之正确无误的是,老普鲁士——如今针对它出现了“易北河东”( Ostelbien)这个称呼于短短数十年内,在它自己所创建的德意志国里面变成了落后地区、穷乡僻壤、闭塞之地,甚至还是帝国的“赔钱货”。它所生产的谷物必须仰赖高保护关税才得以维持利润,于是造成德国西部工业劳动者的面包变贵,而易北河东的农庄却依然债台高筑。可怜的老普鲁士!

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军官和农民士兵,昔日确曾支撑起一个引人注目的国家,而如果没有过那个国家的话,就不会出现当下高傲地把它抛诸背后的德意志帝国。可是事到如今呢?本来不是理应由普鲁士首相顺便担任帝国总理的吗?现在却突然改由帝国总理顺便兼任普鲁士首相,即便他像霍恩洛厄亲王那般是巴伐利亚人,像比罗那般是梅克伦堡人,像贝特曼霍尔维格那般出身自法兰克福银行家家族,像赫特林那般再度是巴伐利亚人,甚或像马克斯亲王那般是巴登大公国统治者家族的成员。总之正确无误的是,老普鲁士——如今针对它出现了“易北河东”( Ostelbien)这个称呼于短短数十年内,在它自己所创建的德意志国里面变成了落后地区、穷乡僻壤、闭塞之地,甚至还是帝国的“赔钱货”。它所生产的谷物必须仰赖高保护关税才得以维持利润,于是造成德国西部工业劳动者的面包变贵,而易北河东的农庄却依然债台高筑。可怜的老普鲁士!

只要普鲁士在德意志国内部说话还有分量,亦即直到俾斯麦下台为止,普鲁士在德国外交政策方面一直是巩固现状、保持稳定、约束野心,以及维系和平的因素。这当然并
非出自和平主义,而是着眼于针对国家利害关系所做出的冷静判断。只要普鲁士希望继续成为领导德国的力量——在俾斯麦的时代它还打算那么做——那么德国就绝不可以比现在更大。普鲁士对那个时候的德国已经无法真正“主宰”,它在俾斯麦的“小德意志国”早已赫然发现,自己一下子变得不断居于守势,甚至名副其实正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在一个“大德意志国”,甚至在德意志“世界强权”里面普鲁士的处境只会变得更加没有指望。

普鲁士在1871年以后的确是一个已经吃饱的国家,而且过于饱足——普鲁士的确再也不需要用剑来进行征服。普鲁士吞下的东西早已超过自己的消化能力,它已经吃撑了,现在它所需要的无非是宁静与和平。对普鲁士而言(再度套用俾斯麦的讲法),它现在已经“替德国时钟正确调好了往后一百年的时间”;建立德意志国一事——另一句俾斯麦自己讲过的话——则“是‘我们’能够苛求欧洲接受的最后一样东西”。普鲁士的利益,实际上就是俾斯麦一辈子的施政纲领,因此只要俾斯麦继续担任帝国总理,普鲁士便在外交方面成为德意志国的煞车。普鲁士既然已经吃饱,那么德意志国也必须以“饱足之国”的姿态现身——然而德意志国其实并没有吃饱。一等到俾斯麦下台之后,这种情况很快便暴露出来。身为民族国家,德意志国并没有饱足,因为还有千百万德国人继续留在国境之外。而身为帝国——刚出炉的大国以及欧洲的秘密霸主——甚至无法逆料其雄心壮志的上限究竟何在;“世界强权”与“世界政策”已经跃跃欲试,“生存空间”则只不过是两个世代以后的事情。只要俾斯麦——以及俾斯麦所代表的普鲁士仍然决定了德国的外交政策切都还可以受到严格管束。普鲁士对德意志国1871年被创建时的规模已经心满意足,因此德意志国也应该对被创造出来的现状心满意足。这是俾斯麦和平政策的内在逻辑,然而在他下台之后却立即遭到放弃。德意志国最初二十年内的这种和平政策,在本质上仍旧还是普鲁士的政策。

俾斯麦在1871年至190年之间的国内政策,可以概略总结如下:它最后一次表达出普鲁士拒绝融解于德国之中的态度——然而那种拒绝方式徒劳无功。它是普鲁士最后所进行既漫长又不顺利的撤退战。

俾斯麦反而抨击他自己所称的“党派精神”,但那其实只不过是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于蓬勃发展之际,自然而然会产生的现象。帝国总理俾斯麦的两大国内政治斗争,分别是以
帝国里面立即组成的两大德意志全民政党为对象:此即天主教徒的“中央党”,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他称之为“国家公敌”。但它们其实才是真正属于德意志国的政党,而
且一直存续至今——“中央党”已在扩及于所有的基督徒之后,更名为“基督教民主联盟”。俾斯麦企图瘫痪它们的尝试以“文化斗争”对付中央党,以《反社会主义者法》
对付社会民主党—使得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内政上充满了肃杀之气。这些事情便成为俾斯麦时代令人不快的主要话题。不过那两个案例当中也出现过正面的发展:在“文化斗争”期间推出了世俗婚姻和废止教会对学校的监督,在对抗社会民主党的时候则划时代地发明了社会保险。但是在政治方面,二者最后皆以俾斯麦的失败收场。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不断变得更加强大。这些挫败解释了为何俾斯麦在遭到免职之前不久,曾经认真至极地打算解散德意志国,把它重新建立成一个诸侯同盟,并且废除帝国议会(或至少是废止国会选举法)。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俾斯麦同时缔结过两个相互矛盾,而且都不完全真心诚意的同盟。他一方面是与德意志各邦国的诸侯结盟,让他们表面上继续保留自主权、君主头衔以及宫廷排场,使得他们屈居普鲁士之下的事实变得比较可口。另一方面则是和“德意志民族”,亦即跟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结盟,使之得以实现1848年的伟大目标(皇帝和德国),此外并让他们获得一个透过自由选举产生的德意志国家议会——即便俾斯麦当然只想给它一个鼓掌叫好者的角色。与王侯们之间的一切大致都进行得还算功德圆满。可是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国家议会却让俾斯麦大失所望,他们非但不表示感激,反而还提出苛求。在俾斯麦只想
伸出一根小指头的地方,他们却贪得无厌地抓住了整只手掌。

《德意志之歌》填词于1841年,“一战”结束后在1922年成为德国国歌,二战结束后在1952年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恢复使用为国歌(但不可再唱“德国超越一切”)。

普鲁士人正好由于是他们自己建立了德意志国的缘故,而且如今又自视为其真正的支柱,于是能够更加快速和轻易许多地完全认同德意志国(“他们的”德意志国),以致可谓忘记了自己独特的国家身份。除此之外,他们不同于巴伐利亚人、施瓦本人和萨克森人,并非单一的部族;其部族意识比德国南部要来得薄弱,而且顶多只会出现在普鲁士的各个省份,在东普鲁士人、西里西亚人、波美拉尼亚人和勃兰登堡人那边。可是普鲁士做为一个整体,则既缺乏部族的基础又没有民族的根柢。它向来纯粹只是一个国家,一个人工化的权力架构与理性架构。人们只是出自偶然才会成为普鲁士国民,有时则或许也基于自愿的行动(“吾乃普鲁士人,愿为普鲁士人!”),但没有人是天造地设的普鲁士人不像德国人或者像巴伐利亚人和萨克森人的身份那般自然。如今等到这个脆弱的人工产物和理性国家开始跟自己打对台,亦即与第二个和更大的国家——恰巧是德意志国迭床架屋之后,也就难怪其国民的普鲁士国家意识,很快便让位给他们新近被唤醒的德意志民族意识。更何况这两种忠诚意识之间的差异,就好比是清水和烈酒。想当普鲁士人,那始终是一件理性十足的事情,其中涉及了服从纪律、端正举止和履行责任。可是德国人的身份,而且现在又当上了德意志皇帝的臣属和德意志国的国民,那只会让人热情洋溢并且陷入沉醉。“德国,德国超越一切”——这首歌曲在德国还没有成为政治现实的时候,早早就已经出现,却从来没有人起心动念,觉得应该唱出“普鲁超越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