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在1717年开始全国普设小学并推动国民义务教育,在1763年更是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正式实施国民义务教育的国家。

凡是以今日尺度来衡量过去的人,只能表示他自己缺乏历史感。反正本来就已经很不公平,而且当然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只有现代人能够撰写过去的历史,而古代人绝不可能撰写现代的历史。

“尽责任”遂成为普鲁士第一个和最高的戒律,同时也构成了整个“因信称义的教义”( Rechtfertigungslehre):尽好了自己责任的人就不会犯下过错,可以随心所欲做他想做的事情。第二个戒律为,最好不要自怨自艾。第三个,而且比较柔性的戒律是,在自己周遭人们的面前未必要表现得“很好”(那只会是夸大其词),但一定要做出得体的表现。对国家应尽的责任则凌驾于一切之上。这个替代性的宗教可以让人过活,甚至能够把日子过得既正派又规矩——如果他们所效劳的国家始终既正派又规矩的话。一直要等到希特勒上台之后,普鲁士“责任宗教”的局限性与危险性才显露无遗。

这种宗教宽容即便称不上具有反宗教的色彩,至少已转而成为对宗教的冷漠感,连带使得对国家的责任心强过了对上帝的责任心。

约翰·西吉斯蒙德率先放弃了基于“地区决定信仰”原则的宗教主导权。勃兰登堡——普鲁士这个国家则率先促成不同的宗教信仰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必须如此。
但这也带来了一些麻烦:在十七世纪人们眼中,对宗教信仰的宽容并非理所当然之事,因而必须由当局者强迫百姓那么做。国家硬性规定百姓信仰某种宗教,那是人们习以为
常的惯例;如今国家却不此之图,反而要求国民宽大为怀,必须容忍其邻居当中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亦即他们认为不信神的人——这让百姓最高和最神圣的情感受到了伤害。在约翰·西吉斯蒙德时代的柏林市,加尔文教派宣教士的玻璃窗会被人砸碎。历代勃兰登堡选侯和普鲁士国王必须一再透过严刑峻法,禁止一切教派的神职人员在祭坛上进行漫骂与煽动,不准他们把不同信仰者说成是魔鬼的奴仆。结果著名的柏林市牧师及圣歌作词者保罗·格哈特宁可移民出去,也不愿意在良心上受到这种折磨:他是一名宗教宽容之下的殉道者。这种宗教宽容措施,在今日看来是普鲁士光彩的一面,可是对其十七世纪的臣民而言,那在很长的时间内(甚至直到十八世纪为止)却是强人所难,比起它的军国主义、税收压力与容克贵族统治来得更加强硬,更加令人难以理解。

然而普鲁士所盛行的宗教宽容,在十八世纪却是不成体统,而且几乎变成了丑闻。宗教宽容的实务使得普鲁士遥遥领先了它自己的时代今天人们多半会表示,那是在好的方面遥遥领先;当时普遍的看法却认为,那是在坏的方面遥遥领先。

普鲁士具有三大“无所谓”的态度:其中第一个会被今日的自由主义者视为典范,第二个不无可议之处,第三个则容易让人起反感。十八世纪的普鲁士国家对宗教无所谓,对族群无所谓,而且对社会无所谓。其臣民可
以信仰天主教或新教,可以皈依路德教派或者加尔文教派，可以是摩西的信徒,甚至——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更可以是伊斯兰教徒,普鲁士对此都完全无所谓,那些人只需要彻底尽好自己对国家的责任即可。普鲁士对族群也同样无所谓:百姓不必是德国人;来自法国、波兰、荷兰、苏格兰奥地利等地的移民都一视同仁地受到欢迎,而等到普鲁士开始兼并奥地利和波兰的土地之后,其奥地利臣民与波兰臣民所受的待遇,与土生土长的普鲁士人完全相同。普鲁士在社会方面也抱持无所谓的态度:每一个国民都是自己命运的塑造者。他打算如何度日过活,那是他自己的事情。顶多只有战争伤残者和军人遗孤才会受到国家照顾,但也未必一直如此。腓特烈大帝明确要求人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就连最卑微的乞丐也不例外但那只意味着权利平等,并不表示社会救济。假如乞丐变成了强盗,那么一视同仁的权利就变成了一视同仁的刑事法。平民生活过不下去的人,还能够去军队里面谋生路。但如果他连当兵都当不好的话,那就只能算他
自己倒霉了。

十八世纪的普鲁士国家不要求百姓表现得欢欣鼓舞,不诉诸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甚至也不诉诸传统(反正它没有传统),而完全只是唤醒人们的责任心。普鲁士最高等的勋章叫做“黑鹰勋章”,由腓特烈一世国王创设于其自行加冕的前一天,而它上面写出的拉丁语铭文是“ Suum cuique”——“各得其所”。这个讲法非常适合用作国家格言。但如果以德文把它翻译成“各尽其责”( Jedem seine Pflicht),或许还会更加恰当。从国王直到最卑微的臣民,每一个国民都被国家分派了必须确实贯彻的任务,同时每一个“等级”又分别承担起不同的责任。有些人必须以金钱为国家效劳,有些人则以鲜血,某些人甚至以“脑筋”,但大家都必须勤奋不懈。那个国家逼迫人人尽一己义务的时候,完全不留情面。可是在其他任何方面,它又比同时代其他任何国家来得更加自由,呈现出一种冷冰冰、主要是建立在“无所谓”态度之上的自由主义—这种做法却同样可以让国民感觉称心如意。我们已经在观察普鲁士移民政策和难民政策的时候,看见过这种现象。而德文的“各得其所”( Jedem das Seine)在法文亦可称作“各取所好”( Chacun a son goat);凡是不会对国家造成伤害的事情,国家就不插手干预。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是一个有关一名骑兵跟他的马儿搞兽奸的真实故事。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兽奸几乎被视为最骇人听闻的罪行,各地都会将犯案者酷刑处死以昭炯戒。腓特烈大帝却下令:“把那头猪猡调到步兵去。”

普鲁士的贵族有别于法兰西、奥地利、波兰等国的贵族,并非城市贵族或者宫廷贵族,而是自己也跟着一起工作的乡间贵族,因此经常被他们在帝国内部的贵族同僚讥笑为
草根容克”和“高级富农”。普鲁士没有土财主。容克贵族与“他们的”农民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共生关系,容克对农民而言并非来自远方的不知名剥削者,而是与之彼此相识的业务负责人;他们不但多半因而受到尊敬,有时甚至还深受爱戴。他们当中固然也有“敲骨吸髓者”,然而这种骂人的字眼偏偏来自容克贵族那边,于是它证明了两件事情:那种人实际上属于例外,而且其同侪对他们大不以为然。

农家子弟如今和容克子弟一样,都有服兵役的义务。那对双方而言都是一种新的负担,可是日久天长之后,它也为双方带来了新的价值观与荣誉感。更何况一切仍旧维持原状。容克贵族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自从东向殖民时期以来便无不同。二者当初往往就是以骑士与扈从的身份一起过来,借由占领或分配而获得土地骑得到了骑士庄园,扈从则得到了农舍。农民家庭诚然必须加倍工作:他们不但在自己的农舍独立耕作,还必
须去容克庄园服劳役。但情况从一开始即已如此,而且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农民的生活非常艰苦,在普鲁士和其他各地都一样。但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十六世纪的大规模“德国农民战争”不曾蔓延到昔日的殖民地区。此外纵使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勃兰登堡与普鲁士的乡间地区仍不曾出现过明显的阶级斗争、大规模人口迁徙,以及农村人力外流。那一切都要等到斯坦因的“农民解放”失败之后才开始爆发——因为必须服劳役但拥有土地的农民,往往已经变成了自由而无恒产的农业工人。

城市居民完全不被征召入伍,而且在乡间地区也出现了许多例外:工商业者、文教业人士、拥有土地的农民、新移民、作坊的工人等都永远免服兵役。他们必须在其他方面为国效劳,亦即应该赚取金钱和照章纳税。但大量出现的例外,使得没有被纳入例外、原先只是“招募”对象的人们很难逃避,于是国内的募兵制渐渐演变成征兵制,而普鲁士军队逐步成为一支由本国百姓组成的军队。这自然而然会给士气带来不一样的
影响。
但除此之外,那也以特色十足的方式改变了普鲁士乡间的社会结构(在此的情况亦为二者环环相扣)。随之演变出来的发展是,未继承农舍的农家子弟顺理成章地成为士兵未继承庄园的容克子弟则成为军官。这自然而然强化了容克贵族的势力:容克贵族如今除了是农民的领主之外,还进而担任他们在军中的长官。那同时也化解了国王权力与容克势力之间的矛盾:容克贵族担任军官之后就变成公仆——并且开始喜欢上那个调调。就另一方面而言,国家则乐于让容克
贵族成为可靠的军官储备所。

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出现改变之前,普鲁士军队补充兵员的方式与其他国家相同,完全是透过招募来进行,结果士兵都是雇佣兵,往往是外国人,往往是在社会上混不下去的人。因此逃兵事件层出不穷,于是出现了极不人道的军纪。这种现象在十八世纪始终没有完全停止过。腓特烈·威廉一世执政时期的后半段虽仍继续采用募兵制(更佳的说法或许是拉壮丁),然而招募的工作需要花费许多金钱,而且会在外国惹出不少麻烦,于是开始借由征兵加以补充,然后逐渐遭到取代。

波茨坦巨人卫队( Potsdamer Riesengarde)就是腓特烈·威廉一世国王的巨人掷弹兵团(第六步兵团),其成员则被称作“长人”( lange Kerbs)。它宛如今日的篮球队士兵最低身高标准为188公分(最巨大者高达217公)——国王自己的身高则在160公分上下。

“普鲁士人开枪也没那么快”这句德文俗语,今日被使用于取笑急性子或沉不住气的人。普军士兵以装弹快速闻名。在前膛枪时代,普鲁士军人的射击速度是敌方的两倍。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期普军率先换装后膛枪(撞针步枪)之后,于普奥战争时的
射击速度甚至为奥军(仍使用前膛枪)的五倍以上!

《在斯特拉斯堡的堑壕上》( Zu Strasburg auf der Schanz)是一首十八世纪末的德国民谣,讲述一名在法军当兵的瑞士人乡愁发作,打算深夜泅水到河对岸逃跑回家,结果遭到拦截,早上十点钟就被三人行刑队当众枪决。

若从人口总数和国家财政实力来衡量,普鲁士的军队无疑巨大得不成比例,可是其兵员数量依然少于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等真正大国的军队。后来普鲁士军力足以和这些较大型的军队分庭抗礼——在“西里西亚战争”是对抗其中之一,于“七年战争”时期甚至同时对抗三者——证明自己在质量上享有优势。这种质量优势的谜底从未完全被揭晓,当时没有,今天也没有。固然普鲁士将领极度乐于接受当代进步幅度仍相当有限的军事科技新知,但这仅仅是一部分的解释理由。固然普鲁士军队率先推出了“齐步走”的行进方式,并以铁制装弹通条来取代木制通条,而且就连远近驰名的“波茨坦巨人卫队”亦可从此角度来看:较长的手臂当然可以在刺刀战中享有优势,于是那位“士兵国王”痴迷于搜集“长人”的作风或许不只是一种怪癖而已。可是这些事情无法说明一切。
普鲁士陆军的战术和操练跟其他各国的军队并无二致,普鲁士的军纪固然十分严厉,但也不至于比别人来得更加刻薄。“普鲁士人开枪也没那么快”这句俗语所着眼的对象并非普鲁士军队作战时的射击速度——即便他们使用铁制装弹通条,使得开枪的速度变得特别快。其实这句俗语所强调的是:普鲁士不急着枪毙逃兵,不至于例如类似法国人所做的那般,捕获自己的逃兵之后就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拖到行刑队前面——《在斯特拉斯堡的堑壕上》。在普鲁士,那些倒霉鬼固然会被打得半死,但接着又被调养得健健康康,以便有办法继续服役。他们实在太宝贵了,不可以被枪毙;普鲁士式的节俭作风在这方面也不例外。

普鲁士乃十八世纪全欧洲受迫害者、被羞辱者、遭歧视者的庇护所和避风港,其情况几乎类似十九世纪的美国。实际上那早在大选侯的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1685年的时候,法国废除一个世纪以来予法兰西新教徒信仰自由的《南特诏书》,大选侯立即颁布《波茨坦诏书》,邀请受迫害者前往普鲁士。结果他们成千上万地接受了邀请,并且对此心怀感激。到了1700年前后,柏林市三分之一的居民是法国人。那些难民都受到良好的照顾,获得住宅和贷款,完全不必否认本身的民族属性,而且他们还获得自己的法国教堂与法国学校。那一切堪为典范,而且非常有益。众所周知的是,普鲁士的“法国殖民地”一直维持到二十世纪,并带来了许多精致的工艺技巧和生活习惯,而且在许多个世代的时间内为国家提供了优秀的官员与文学家。
法国人并非特例。1732年,在腓特烈·威廉一世国王任内,出现了另外一个大规模移民潮:两万名萨尔茨堡新教徒为了躲避“反宗教改革运动”而逃难到普鲁士,在之前由于黑死病肆虐而人口锐减的东普鲁士安家落户。除了这些引人注目的大规模移民行动之外,整个十八世纪—而且从大选侯的时代即已开始——都看得见新移民和宗教受迫害者源源不断地涌入普鲁士,其中包括华尔多教派、门诺教派、苏格兰长老教派的信徒,此外也包括犹太人,甚至时而还有不喜欢其他较严厉新教国家的天主教徒。他们全部都受到了欢迎,而且他们全部都获准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继续维护自己的风俗习惯,以及“按照自己的信仰方式得到救赎”。对普鲁士国家而言,每一个新的子民都不成问题。每当杰出外籍人士有意直接出任高级公职的时候,它也不会表现出小家子气。我们将在后面读到,普鲁士“改革时期”的灵魂人物——斯坦因、哈登贝格、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等等几乎本来都不是普鲁士人。此外我们也想在这里提前说明一下:普鲁士在十八世纪末期进行征服以后,新获得了数百万波兰臣民,而那些人的民族特性与宗教信仰全未受到干扰和破坏。老普鲁士没有“日耳曼化”的问题,这是与日后的德意志帝国不同之处。普鲁士并非一个民族国家,而且也不打算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它仅仅是一个国家,就此而已。它是一个理性的国度,向所有的人开放。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但也必须承担同等的义务——在这方面也不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