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抽象的国家概念不根植于任何民族或部族,可谓能够随心所欲地运用下去,而普鲁士的强处就在于此。但如同现在所将显示出来的,它也可以成为弱点。它固然使得国家具有几乎无限的扩张能力——不仅有能力进行征服,而且也有办法真正并入被征服的土地,从中汲取新的力量。可是万一国家出了毛病的话,它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让百姓觉得国家可有可无。普鲁士国民的身份不仅可被接受,而且就许多方面而言甚至是令人愉快的事情。毕竟不是在每一个国家都能够找到那么多的生活秩序、法律保障和良心自由,那甚至可以带来一定的自豪感。然而普鲁士人的身份并非不可避免,并非不可或缺;没有人是自然生成的普鲁士人,其情况有异于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甚或巴伐利亚人和萨克森人。普鲁士国籍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国籍更容易遭到替换如果普鲁士这个国家能够像一顶帐篷那般罩到别的民族头上,而不至于对他们造成特别的干扰,那么这顶帐篷同样也可以重新拆除,不会让百姓感觉那是一场灾难。普鲁士并非
个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有机体,反而是一架结构精美的国家机器;但正由于它是一部机器,如果飞轮故障的话,整架机器就会停摆。到了腓特烈·威廉二世的继任者腓特烈·威廉三世任内,飞轮终于故障,于是机器动弹不得。在接下来许多年的时间内,那架机器看似再也无法重新启动。

以普鲁士在1772年与1795年兼并过来的数百万波兰人为例,他们日子过得不会比从前差,反而更好。当时并没有“日耳曼化”的念头,不像过了许久之后,德意志国于“俾斯麦时代”——以及更积极地在“后俾斯麦时代”——所采取的可悲做法。假如有谁在十八世纪向普鲁士人做出建议要求他们以希特勒在二十世纪所使用的那种方式来对待波兰人(或者如同波兰在战后以牙还牙对付被划归其境内的德国人一般),十八世纪的普鲁士人一定会目瞪口呆地把那种人看成是疯子。变成普鲁士人的波兰人既没有被看待成次等人,也没有被视为异类而遭到排斥,其语言、习俗和宗教更完全不受干扰或侵犯;比方说,他们反而获得了比从前更多的学校,而且老师们当然必须说波兰话。波兰的农奴制度已被普鲁士较为温和的世袭佃农制度所取代,而且所有的波兰人都受到1794年生效的《普鲁士国家通用法典》保护他们珍视这种司法保障的程度,就如同十年以后莱茵兰人看待《拿破仑法典》一般。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士在编纂民法典的工作上(亦即将法治国家理念付诸实现的第一大步),毕竟比法国早了十年。波兰上层社会人士则都可以在普鲁士从政和担任军职,而且许多波兰贵族家庭,诸如拉齐维乌、拉多林、胡腾一恰普斯基、波德别尔斯基等家族的成员,几个世代以来都是既忠诚又显赫的普鲁士人。其中一人将在1871年以后难掩哀伤地表示,波兰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够当普鲁士人,可是却永远也无法变成德国人。

十八世纪普鲁士成功的故事—而且无可否认是一个相当耸人听闻的成功故事——不只是建立在腓特烈大帝的“天才”之上,不只是因为极为有利的外在环境和技巧十足地利用了那种环境,甚至也不只是起源于军事上的幸运和过人的作战能力。主要的原因反而是:普鲁士与那整个世纪的时代精神完全协调一致。这个理性国家仿佛是特地为理性主义时代量身打造的一般。它除了国家之外别无所有,而且完全只是一个国家,没有民族,没有种族,十分抽象。它被按照启蒙运动的精神建构出来,只是一个纯粹的行政、司法与军事体系,“普鲁士”一词因而几乎可以被无限制地扩大和移植,任意覆盖到任何一个民族、部落和地区之上。有一段流行于当时的韵文表示:
除非逼不得已,否则没有人会想当普鲁士人。
但如果他变成了普鲁士人,他感谢神。

但是1790年和1795年的时候,一切都还在未定之天。当时除了法国之外整个欧洲仍旧处于洛可可时代,正值启蒙运动、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和君主专制政体全盛期的尾声,而普鲁士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以及那个时代最纯正的具体化身:它并非“民族国家”( Nationalstaat）,而是一个“理性国家”( Rationastaa)。普鲁士的弱点或许就在于此,但整整一百年来那也是其优势之所在。

法国大革命除了传播民主与民治的理念之外,也传播了同样新颖的民族主义。在随后的时间内,许多德国人因为拿破仑的异族统治,许多波兰人因为各个瓜分国的管辖,于是变成了民族主义者。但“许多人”还远远不等于“所有的人”。新形成的民族主义与旧国家秩序之间的斗争,在整个十九世纪都不断地进行下去,甚至例如在奥地利那般,还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然后民族主义(至少是那种概念)才在今天普遍赢得胜利。可是这一切在腓特烈·威廉二世的时代都还是未来式,即便具有非凡远见的人也未必能够预料到这种局面。我们因而不能责怪十八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普鲁士,为何一定要遵循当时的想法,而非按照十九和二十世纪的理念来行事。
毕普鲁士与那个时代——其成形时代的理念结合得更加密切,不像其他历史较悠久的国家那般,仍然置身在中世纪和宗教战争时期的余波之中。普鲁士反而十分现代,是启蒙运动时期最现代化的国家,而且我们大可用腓特烈那种玩世不恭的讲法来宣称:普鲁士是十八世纪的流行款式但流行款式很快就会随着时尚的改变而过时。

然而普鲁士从来都没有过任何成就能够长期延续下去。主要的理由显然是来自其他方面。昔日特赖奇克(Treitschke)学派的普鲁士德意志历史撰述谴责了那些成就,因为它们在其眼中是误入歧途:那个普鲁士一波兰双民族国家背离了普鲁士的“德国使命”。时至今日,人们则是为了波兰的缘故而以瓜分波兰的行动为耻,感觉那不合乎正义,甚至是对波兰民族的犯罪行为因为没有人曾经询问过他们的意见。
然而当时根本没有人会去询问各个民族,他们究竟希望生活在谁的统治下。从来都没有人那么做过,而且各民族也不曾期待会有任何人那么做。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既没有德意志民族主义,也没有波兰民族主义。政治是皇帝与国王们的事情,百姓则按照政局的发展来改变自己的国家和统治者,他们已经司空见惯,早就习以为常。当时没有任何人晓得什么“普鲁士的德国使命”,德国人根本不做此想,普鲁人当然也不会有那种念头。就波兰人而言,当初他们也曾在该国的全盛时期,毫不迟疑地并吞了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的土地,以及德国人所定居的地区(西普鲁士);如今他们虽然自己也受到了屈辱,但他们几乎不会在主客关系易位之后,为了自己从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那边领教到同样的事情而感觉奇怪。其实他们比较高兴自己是落入普鲁士或奥地利,而非落入俄国手中;情况大致类似德国人在1945年以后高兴自己是被西方,而非被东方占领。

普鲁士突然在1795年祭出一个奇招。它以非常优厚的条件与法国单独媾和:莱茵河以东与美因河以北的整个北德地区,在普鲁士担保下维持中立(套用今日的讲法就是成为普鲁士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普鲁士可以趁着奥地利对法国作战而被套牢的机会,在东方放手行事—那里自从1792年以来就持续进行着波兰与俄国之间的战争,以致彻底瓜分波兰一事成为台面上的话题,因为那场战争的胜负早已毋庸置疑。结果普鲁士这回得到了最好的一份。“布格河”以西和“皮利察河”以北的波兰划归普鲁士,普鲁士因而赢得两个非常巨大、居民纯粹是波兰人的新省份——首府为波森的“南普鲁士”,以及首府为华沙的“新东普鲁士”。几乎整个的波兰核心地带从此都归普鲁士所有。普鲁士这时实际上已经成为由两个民族所组成的国家。

其外交政策则承袭了腓特烈大帝早年的路线——我们还没有忘记,那些年头的作风十分恣意傲慢,几乎到了轻佻放肆的地步。正如同年轻时代的腓特烈一般,腓特烈·威廉二世的行事准则为(一名法国外交官,奥特里夫伯爵,指出这是普鲁士在那种处境下必须采取的做法):“无论欧陆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会与普鲁士无关;任何具有一定意义的政治发展,都不可以没有普鲁士的参与。”腓特烈·威廉二世起初把它执行得太过火,以致对荷兰进行干预,用武力协助奥伦治家族复位(1787年),此外并以战争为要挟,动员军队阻止奥地利与俄国向土耳其开战(1790年签订了日后遭到俾斯麦严词批判的《赖兴巴赫协定》)。那些行动都只是面子上好看而已,并非能够带来实质利益的政策。但《赖兴巴赫协定》还是导引出与奥地利的和解,促成各君主国基于意识形态而在1792年缔结同盟来对抗法国大革命。接着爆发了战争(但宣战的一方是法国,并非同盟国),而众所周知的是,那场战争短暂中断过几次以后,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对普鲁士而言却并非如此。

这个之前非常理性、穷酸和粗线条的国家在腓特烈·威廉二世统治下,开始变得文化兴盛,人才辈出。此现象持续了长达五十年之久,同时我们无法全盘否认这位国王为此做出的贡献:朗汉斯曾受其委托建造了“勃兰登堡城门”,沙多则在它的顶端安放了“四马双轮战车”;基利父子二人——以及其接任者辛克尔——给予柏林前所未有的最美丽城市建筑风貌;伊夫兰与策尔特则分别带领王室剧院和“柏林歌唱学院”登峰造极。假若国王如愿以偿的话,就连莫扎特或许也都移居到柏林去了,说不定因而能够延长他的寿命。在腓特烈·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柏林市内的文艺沙龙和政治沙龙开始欣欣向荣,成为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的大本营。我们简直可以表示:时隔将近一个世纪之后,腓特烈·威廉二世又重新拾起了第一任普鲁士国王的文化传统。只不过他和那位国王没有两样,也是一个铺张浪费者。赞助文艺的君主们泰半如此。

腓特烈时代晚期的普鲁士是一个不稳固的强国,我们只需要仔细计算一下,即可发现它依旧缺乏坚实的权力基础,甚至不具备赖以生存的根本。它只不过是有着刺茸茸的骇人模样、坚韧不拔的自保意志,以及可怕的军队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在“洛伊腾战役”和“托尔高战役”中,让整个欧洲都奈何不了的掷弹兵。只要那个伟大的老头子仍然健在,而且只要他在变得小心谨慎以后不去招惹别人,那么别人看在上帝的份上最好也不要去招惹普鲁士。

腓特烈于其漫长执政时期的后半段,成为普鲁士在内政上第二伟大的国王。他1763年之后的外交政策则类似其父亲那般,重新变得谨慎、谦逊和具有防御性。他所特别着重的事情,只在于阻止奥地利例如借由取得巴伐利亚—重新在帝国内部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此外并极力争取奥援,而且如今主要是求助于俄国。腓特烈曾经以最典型的梅菲斯托风格表示:“值得深耕与这些野蛮人的友谊”,借此定下了一句国家格言。他直到去世为止都加以遵守,而且普鲁士在随后长达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内也继续奉行不渝,为自己带来了益处。普鲁士在俄国的牵引下,行进得还相当不坏。但那并非真正的强权政治。比较不为人知的事实是,要等到腓特烈大帝的继任者才开始推动强权政治。

1757年深秋在萨克森的“罗斯巴赫”击败法军、在西里西亚的“洛伊腾”击败奥军,以及1758年夏天在纽马克的“措恩多夫”击败俄军(当时俄军已经推挺得那么远)。这三场战役直到今天仍然是普鲁士的最大骄傲,当时则使得腓特烈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德
国(例如歌德表示过:“我们皆曾一心向着腓特烈,普鲁士则与我们何干!”)——声名远播和广受欢迎:一个“大卫”力敌三个“歌利亚”!
然而腓特烈还是未能打倒他们,以致旷日持久之后,敌方本身的优势终究发挥了作用。更何况奥地利人、法国人和俄国人也有自己的军人荣誉,不甘心当永远的战败者。腓特烈旗下的杰出小型陆军则已逐渐伤亡殆尽,而他不屈不挠征集和招募过来的补充人员,在军事素养上已经无法跟“罗斯巴赫”和“措恩多夫”的胸甲骑兵,以及“洛伊腾”的掷弹兵相提并论。1759年在奥德河畔的“库纳斯多夫”,普鲁士人再度冒险以数量居于绝对劣势的兵力进行决战—这回是对抗奥地利与俄罗斯的联军——结果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成效斐然的全方位防御随之成为过去。从此以后,普鲁士只能靠着打消耗战来拖延时间。

1752年“政治遗嘱”里面,腓特烈有个句子写道:“在欧洲各个国度当中,普鲁士最关切的地区为:萨克森、波兰辖下的普鲁士,以及瑞典辖下的波美拉尼亚。其中又以萨克森的用处最大。”腓特烈开始打仗的方式,是不宣而战入侵和占领萨克森,并且俘虏萨克森的军队。在整场战争期间,他不把萨克森看成被占领的国度,反而视同已经遭到征服与并吞的土地。萨克森人从此必须缴纳由普鲁士官员负责征收的普鲁士税款,已成阶下因的萨克森部队则被普鲁士国王毫不留情地整编到他自己的军队里面。此种做法证明为完全无效,因为那些萨克森士兵只要一有机会就开小差。毕竟他们的心中也有荣誉感。
这场随着萨克森遭到普鲁士征服而爆发的战争,总共可分成四个长短不一的阶段。最初的九至十个月是由普鲁士展开攻势;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内,普鲁士改采守势,把防卫战进行得出乎意料地成功;随后整整三年的时间是在绝望中进行的延宕战,普鲁士几乎已经穷途末路,只能为了求生存而负隅顽抗;最后一年则是四处蔓延的厌战情绪,结果双方师老兵疲,签订了一个妥协的和约。

洛林公国本来隶属神圣罗马帝国——其首府锡( Nancy)原名南齐希( Danzig)洛林公爵弗朗兹计划与哈布斯堡皇位继承人玛丽亚·特蕾西亚( Maria Theresia,1717—1780)联姻,结果引起法国抗议(担心奥地利势力重返莱茵河流域),最后被迫在1735年让出洛林。他入赘维也纳之后在1745年成为弗朗兹一世皇帝( Franz I. Stehan,1745—1765),洛林则在1766年正式被法国并吞。

他在“七年战争”漫长可怕的最后三个年头,才真正有资格获得“伟大人物”( Her GroBe)这个称号,所凭借的不是其天才,而是坚强的
性格。腓特烈在那几年内向时人与后世所呈现出来的,是在极度缺乏希望的情况下,由非凡的恒心、韧性与毅力,以及苦行僧般的吃苦耐劳能力——甚至麻木不仁的态度——所构成的奇观,让一次又一次的命运打击从身边弹开。这位国王于发迹之初,按照他自己的讲法,是一个轻浮的“命运宠儿”;但他在厄运当头的时候,却像是被绑在刑讯柱上的印第安人那般,展现出无畏的精神。他真正伟大的地方就在于此。即便后来出现过一个侥幸的意外(俄国的皇位更迭与改
变结盟对象),对其坚忍不拔做出了奖赏,但他的表现并不会因而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