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普鲁士离开“维也纳会议”的时候,其领土的外观已经改变得奇形怪状,由分别位于东方和西方的两大片土地共组而成:它们在地图上的模样,就仿佛米开朗基罗于梵蒂冈“西斯廷小堂”那幅著名的天顶画当中绘出的天父和亚当那般,相互伸出了食指却不接触在一起。这种遭到撕裂的奇特国土形状,非常贴切地象征出普鲁士不完全成功的重建工作、仍然黏附在它身上的半场败仗,以及它走出拿破仑大劫难之际——尽管曾经有过1813年和1815年时的表现——所获得犹如双刃剑般的结果。如今它在上帝帮助下,再度成为一个地位还算重要、安全多少得到保障的国家。但它已不再是老普鲁士,不再是昔日那个大胆自主、乐于冒险、特立独行的小强权。它变得具有依赖性,被纳入一个欧洲均势体系,并且仰仗于其他更强大的国家—普鲁士不但不敢脱离他们,反而还任由他们规定出它自己的疆域,而划界出来的结果是普鲁士所不曾争取过的。那匹野马受到了驯服,现在已被羁绊。

萨克森原本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侯国,1806年底投靠拿破仑而被提升为王国 (Konigreich Sachsen,1806-1918)。1813年莱比锡会战后,萨克森国王遭到普鲁士拘禁,萨克森被普鲁士和俄国占领,萨克森王国则成为维也纳会议中受处置的对象。俄国同意普鲁士吞并萨克森来补偿在波兰的损失;奥、英、法三国则坚决反对。最后采取的妥协做法是:萨克森将57%的领土割让给普鲁士,并且重新成为王国。

“解放战争”的性质有异于腓特烈大帝及其继任者的战争,已经不是普鲁士的战争。它是一场战争的最后一幕,而那场为时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争是欧洲对抗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对抗欧洲之战——普鲁士在其中只不过扮演了次要的角色。对抗法国的真正急先锋是奥地利、俄国,尤其是英国。他们都远比普鲁士作战得更加长久、更加频繁、更加果断。普鲁士在大多数的时候都保持中立,甚至还两度与法国短暂结盟;它在1806年至1807年那段奇特的插曲演变成一场灾难,而它要等到最后一幕才登台扮演了有用的角色——但仍非主要的角色。它固然曾经冒着亡国的危险,并且战斗得非常英勇,多少挽回了在1806年受到重创的军事声誉;可是对那些主要的战胜国而言,它只不过是新来后到者和搭便车获胜者,一直要拖到最后一刻才为共同的事业贡献绵薄之力。在1814年至1815年为重建欧洲秩序而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会议中划定的新国界将维持半个多世纪),普鲁士很明显地扮演了第二流的角色:它虽然看似与俄、奥、英、法等四大强权平起平坐,得到同样尊重,但其实只是遭受强权政策处置的对象,而非共同处置者。它被允许跟着一起发言,而且各方都同意它重新享有1806年蒙难之前的那种地位。可是它应该如何表现,以及在何处做出表现,那必须由其他的国家来决定。

梅特涅不光是从奥地利的角度来进行思考;他所想的事情,更是要重建欧洲的权力均势。按照他的看法,普鲁士乃其中的要素之一,而且法国必须退回到莱茵河后侧。但由于拿破仑不愿意那么做,导致谈判破裂。奥地利随即加入战局与俄国和普鲁士一致行动,于是决定了战争的结果。在为期四天,从10月16日持续至10月19日的莱比锡“民族大会战”中拿破仑的军事指挥艺术输给了联军所享有的优势。普鲁士国王的观点正确无误:俄国与普鲁士力有未逮之处,可以由奥地利过来加以补足。拿破仑的势力从此遭到打破。莱比锡会战结束后,大局已经底定。1814年的法国战役,尤其是1815年拿破仑百日复辟期间短暂的比利时战役,都只不过是荡漾的余波而已。

1812年法俄战争期间一个纯粹幸运的巧合,使得约克将军所率领一个军的部队仅仅由于被指派在波罗的海地区掩护侧翼,于是躲过了拿破仑“大军”从莫斯科撤退后所遭逢的大灾难。这场大灾难发生以后,约克将军未经国王和政府批准,便于1812年12月30日在“陶罗根”与俄国的迪比奇将军达成协议,脱离了法国人的战争。但他还没有因此而加入俄军的行列。过了不久,如今已在俄国担任专员的斯坦因前来拜会约克,要求他公然更换结盟的对象。结果那两个铁头宛如两只耸起背毛的公猫一般,相互厉声斥责。约克断然拒绝让麾下一个军的部队——连同当时受其保护的东普鲁士——放弃军事中立,因为只有国王能够决定战争与和平。斯坦因表示:自己将不惜动用俄国的武力。约克回答:那么他不惜让全军披挂上阵,然后斯坦因将会晓得他跟他的俄国人应该何以自处!这个场景后来从未出现在普鲁士的学校历史教科书里面。

为了筹措拿破仑无情需索的一亿两千万法郎战争赔款(那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必须出售国有领地、借高利贷、提高税收;普鲁士百姓在一段期间内,甚至还必须缴纳当时闻所未闻的累进所得税(10%至30%)。与此同时,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令”瘫痪了经济与海运(他企图借由禁止所有海外贸易来打击英国),带来大规模的破产和失业。这自然造成愤恨不平,而且比改革工作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导致在1813年的时候,即使是普鲁士的寻常百姓也愿意一战,而且比1806年时更加民心激昂。1813年的战争受到了欢迎,806年的战争则否;但即便如此,它仍远远称不上是一场全民战争。更何况直到最后一刻为止,那场战争都还是难以逆料的事情——1812年的时候有谁能够晓得,当初在提尔西特瓜分了欧洲的两巨头竟然会再度兵戎相见。而直到1812年与1813年之交的冬天为止,又有谁能够想象得到,那场战争将为拿破仑带来一场军事上的灾难?直到此刻之前,普鲁士都必须想方设法来迁就拿破仑的欧洲。它咬紧牙关那么做了,不自怨自艾,相当意志坚定地忍气吞声,而且如同在改革工
作当中所显示出来的,甚至乐意在某种程度内做出顺应。

“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军事革命,使得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改为以迂回战及运动战为主(类似棋局),变成了“国王的游戏”。各国皆军民分治,军队纯由职业军人组成,百姓则不受战争干扰。战败一方的主帅就“光荣投降”,然后某些省份在国与国之间来回转手。这种形式的战争被称作“内阁战争”( Kabinettskrieg),一直延续至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此后的战争形式被克劳塞维茨称作“人民战争”( Volkskrieg),即全民战争


提奥多·克尔纳( Theodor Korner，1791-1813)是剧作家、诗人,以及十九世纪德意志民族运动的标竿人物。他在1813年反抗破仑的“解放战争”爆发后自愿参军,并写出许多首战歌来鼓舞士气,同年八月底不幸阵亡。

当时在普鲁士现身的早期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有许多是德国文化史上的知名人物:海因利希·冯·克莱斯特以及恩斯特·莫里兹·阿恩特之类的诗人、哲学家费希特(《告德意志国民书》)、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军事家格奈森瑙将军;就连其中一个作风相当诡谲的人物,“体操之父”雅恩,也称得上是留名后世。他们所代表的事物,将在19世纪后期演变成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他们自己身为德意志民族运动的先驱,则将成为日后德意志民族主义历史撰述中的英雄。但我们不可因此而忽略了一个事实:他们在自己的那个时代只是独来独往而已,顶多只能在学术青年那边找到簇拥者,而且他们对普鲁士的实际政策并无任何真正的影响力。后人往往喜欢把1813年开战的决定归功于他们本人和他们的理念,但此种做法实为歪曲历史。那场战争最初的真正推动力,来自一位立场跟他们完全南辕北辙的人物——老普鲁士强硬派和敌视改革的约克将军。战争本身的性质则绝非一场国民革命战争,反而完全是一场由国家主导的正规战,我们甚至仍可理直气壮地称之为:一场内阁战争。提奥多·克尔纳从相反角度所写下的诗篇——“那一场战争,王室并无所悉”;“百姓奋身,风起云涌”——或许“具有良好的诗歌效果”(这是国王有一次对格奈森瑙的“人民战争”构想所下的评语),却不符合历史事实。

哈登贝格毫无疑问是二人当中比较优秀的政治人物。斯坦因则性格介于马丁·路德和米夏埃尔·科尔哈斯8之间,总是恨不得一头把墙撞穿,其整个政治生涯最后是以失败收场。他在1808年第二度遭到解职后(之前他曾经在1806年愤而离职),便再也没有担任过普鲁士的部长。(后来他为了对抗拿破仑而替俄国服务,但也未有太多表现,结果1815年以后定居在位于拿骚的祖产,以一介愤世嫉俗的平民身份度过余生。)哈登贝格就比较聪明和圆滑多了,此外他私底下也不具备斯坦因那种清教徒式的作风,而是像梅特涅和塔里兰那样的见多识广者、翩翩君子和生活艺术家。1810年哈登贝格出任“国务总理”之后,获得了前无古人,后来唯独俾斯麦享有过的那种地位,直到他1822年去世为止。在1813年那个关键性的危机时刻,真正推动普鲁士政策的人其实是哈登贝格而非国王。

这些改革——特别是其中的解放农民——非但没有把国家团结起来,反倒造成了分裂。普鲁士不仅是一个王国,并且一如既往还是个容克贵族的国家,而斯坦因的解放农民法令不啻向容克贵族宣战;斯坦因的做法则无异于腓特烈·威廉一世昔日所言:“我摧毁容克的权威”。容克贵族可不会如此轻易地让自己的权威遭到摧毁,从前不会,现在也不会。
对改革的不满导致贵族形成强大的反对势力。其代言人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冯·德尔·马尔维茨,一位非常卓越的人物,曾经写着:“斯坦因在祖国展开革命,发动了场无恒产者对抗有恒产者、工业对抗农业、变动对抗稳定的战争。”等到斯坦因那个“来自拿骚的外地人”在1808年遭到解职之后,另外一位老普鲁士人约克将军(亦即五年之后为“解放战争”发出信号的同一人),也这么写道:“一个莫名其妙的脑袋已经被踩烂;另外一个毒蛇般的害人精将会在自己的毒液里面融解。”当时普鲁士改革派与反改革派彼此之间的恨意就是如此巨大。过了两年,哈登贝格将马尔维茨打成叛逆犯并且把他囚禁于要塞内。可是在1813年的时候,就连马尔维茨也率领着由“他的”农民所组成的民防军骑兵部队赶赴沙场,而且那些人员是由他本人出资购买装备,以及亲自训练和调教出来的。普鲁士那些与改革为敌的人们照
样也是爱国者。
更何况改革者的内部也四分五裂——他们分裂得相当微妙,起初显得只像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差异,一条宛如发丝般细小的裂缝,后来却逐步扩大成为鸿沟。其中一些人纯粹只是普鲁士爱国者;另外一些人则从此时开始(起先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民族主义者,而且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因为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普鲁士民族”。

这个断手断脚并且蒙受羞辱的普鲁士,如今接二连三地推出在大灾难之前只能停留于计划阶段的各大改革方案:解放农民、城市自治、向中产阶级开放军官团、贵族和资产阶级享有同等的土地产权、犹太人获得完整公民权利、就业自由、法国式的新型军队体制、废除军中体罚——简言之,就是把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方案照单全收。但只是在社会方面罢了,政治方面则否,既没有主权在民原则,也没有议会,当然更没有共和国。普鲁士国王无意退位。他的国家仅仅应该得到强化,被安置在更宽阔的基础上,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战败者套用了战胜者借以获胜的体制。哈登贝格称之为:“君主政体中的民主原则”。
由上而下的革命”从前还只是说说而已,现在它终于付诸实现。普鲁士好不容易才保住一命,并且被削减了一半以上的面积,却有办法找到力量来推动内部革新。那是一项
巨大的成就,并且证明这个国家仍旧生机盎然。普鲁士以种截然不同于“七年战争”时期,但或许更加令人信服的方式,证明出自己在逆境中的坚强。上一次它曾经咬紧牙根撑过难关;这一回我们则几乎可以表示:它从死亡中站了起来。

拿破仑就两方面而言都对普鲁士失望透顶:当初他希望普鲁士能够成为盟友,而且他想象中的普鲁士远较强大。憎恨与轻视如今决定了拿破仑的政策;普鲁士必须受到惩罚,同时它在政治上可被利用为供操作的素材。除此之外,拿破仑针对普鲁士并没有既定的计划。他只不过是即兴发挥罢了。拿破仑最初的构想是把普鲁士的面积减半,做为与俄国之间的缓冲国:普鲁士在德境西部的领土被并入他的“莱茵邦联”;普鲁士此后可以暂时在易北河与布格河之间继续存在下去,成为一个纯粹位于东方的半波兰国家。以此做为基础,10月30日就已经在夏洛特堡宫签署了和平草约。然而拿破仑接着又追加新的要求:普鲁士必须与俄国决裂,并且给予法国军队无限制的通行权。因为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休眠的对俄战争,当时并没有打完!这一回腓特烈·威廉三世奋身抗拒,他在避难的地点——东普鲁士的“奥斯特罗德”——与大臣们进行了令人精神崩溃的激辩之后,决定要那么做。现在拿破仑怒不可遏,于是草拟了一项完全解散普鲁士的方案:西里西亚归还给奥地利、波兰复国、废黜霍恩佐伦王朝。奇特的是,他竟然认真至极地规划出那种方案:他跟奥地利作战的次数虽然较多,交手的时间也比较长,却从未打算如此处理奥地利。但普鲁士正好是可以或缺的对象。
接下来拿破仑又暂时放弃了那种想法。现在对他来说,普鲁士的最后命运也完全要看对俄战争的结局如何。于是他命令自己的部队继续向东普鲁士推进。

1806年10月14日,分头挺进的两支普鲁士部队,各自在“耶拿”与“奥尔施泰特”遭到击败(那是两场不同的战役,并非习称的“双重会战”)。此事发生得并不让人意外。拿破仑直到那时为止,不管对手是谁,从来没打过败仗。令人惊讶的是随后的事件:普鲁士完全不加抗拒地—甚至热心地—接受耶拿与奥尔施泰特的结果。遭到击败但并未被歼灭的军队很快就投降了。各地的要塞不战而降,国王出奔东普鲁士,战胜者在柏林几乎受到欢呼迎接,整个国家机器乐意与战者“勾结”,普鲁士官员甚至以某种方式向拿破仑宣誓效忠。昔日“七年战争”期间,普鲁士在“库纳斯多夫”吃了同样惨重的败仗之后,却呈现出坚忍不拔的精神。相形之下这又是多么强烈的对比！

腓特烈·威廉三世国王与他的两位前任大相径庭,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和平主义者。他登基即位之前不久,曾经写出《治国艺术沉思录》作为自己的指导方针。文中有云:“国家最大的幸福在于长期不断地享有和平;当邻国不打算招惹我们的时候,最佳的政策莫过于一直正视这个原则。我们绝不插手干预与身无关的他人事务……为了预防被迫卷入他人的事务,就应该避免迟早会让我们涉及此类纷争的盟约。”这也就是说,要借由保持中立来维护和平。腓特烈·威廉三世谨守这个原则,在九年的时间内看似获得了成功。
那九年来欧洲几乎不断处于战争时期。偏偏只有这个国家坚持自我孤立,继续成为一座和平的岛屿——大家应该还记得,腓特烈·威廉之前任两位国王的行动准则却是:“无论欧陆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会跟普鲁士无关;任何具有一定意义的政治发展,都不可以没有普鲁士的参与。”它甚至还在此时大发利市:德境西部于法国操盘下大肆进行土地重划的时候,1803年所谓的“帝国代表重要决议”促成普鲁士的疆域再度巨幅增加,几乎获得了整个西发利亚。那完全不必打仗,难道还会有更好的事情吗?过了一年以后,当拿破仑自立为“法兰西人的皇帝”,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兹眼看苗头不对于是改称“奥地利皇帝”之际,拿破仑要求普鲁士国王也跟着一起称帝——“普鲁士皇帝”。腓特烈·威廉三世坚决敬谢不敏。他在前述《治国艺术沉思录》里面已经表示过:“人们不应该为了虚幻的荣景而使得自己陷入盲目。”他不打算让普鲁士跟四大帝国平起平坐,避免因此被卷入他们之间的钩心斗角。他单单只想当普鲁士国王,而且他一心希望不受干扰。假如必须打仗的话,他“不愿意自己是犯错的一方”。

1806年之前仅仅完成了唯一的一项主要改革工作:解放国有领地上的农民。它跟后来斯坦因尝试针对私有庄园进行的农民解放相较之下,可要成功多了。在国家直接经营管理的地点,除了计划与讨论之外,还能够采取实际行动。1806年以前共有五万多名国有地的农民成为自由自耕农;其人数超过了后来1807年至1848年之间的总和。别的一切则都仅仅停留在计划和草案的阶段而已;当时固然存在着改革的氛围,却还没有改革的政策。《巴塞尔和约》生效期间的普鲁士既不缺乏开明的想法,也不缺乏追求进步的意愿,可是由于受到了旧体制的束缚而不具有行动能力。那些束缚一直要等到对外作战失败以后才遭到破除,可是整个国家也几乎因为战败而遭到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