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和奥地利都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保持中立,但两国中立的性质截然不同:普鲁士可谓是站在俄国那边保持中立,奥地利则站在西方列强旁边。奥地利企图利用克里米亚战争的机会,取得那些“多瑙河公国”(今日罗马尼亚的南部和东部),并且将俄国排挤出巴尔干半岛——尽管俄国才刚刚在五年以前拯救了奥地利,使之免于在匈牙利革命战争中落败。“奥地利将以自己的忘恩负义令全世界吃惊”,这是施瓦岑贝格之前曾经讲过的话,可谓特色十足。奥地利与俄国如今变成了巴尔干半岛上的死对头,普鲁士再也无法于他们的同盟当中担任第三者,因为那个同盟已经不复存在了。从此以后无论普鲁士喜不喜欢,都必须在二者之间做选择。

这就是当时的要求,而且普鲁士受到了奥地利和俄国连手施压。普鲁士眼见自己昔日的保护者与盟友突然摆出那么凶巴巴的面孔,只得于1850年11月29日在奥尔米茨无条件地完全投降。结果“德意志联盟”遭到解散,1815年成立的旧“德意志邦联”恢复原样,普鲁士在德境所曾经做过的事情全部化为乌有。羞辱的动作来得未加遮掩、毫不通融。普鲁士离开奥尔米茨的时候,宛如一个刚刚受到处罚的学童,在调皮捣蛋的恶作剧被揭穿之后,满脸通红地表示自己下次再也不敢那么做了。这场败仗的惨痛程度与1806年无分轩轾,只不过这一次没有流血而已。

奥地利的相关政策颇不寻常地呈现出一种激烈、傲慢甚至侮辱的恣态,显露了该国新“强人”施瓦岑贝格的作风——假若此人没有在1852年猝逝的话,可能会把德国史的整体发展带上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施瓦岑贝格自成一家的德国方案延伸甚广:他不但想重建“德意志邦联”,而且还打算把哈布斯堡王朝所有的辖区都纳入其中,包括它在匈牙利、意大利,以及南斯拉夫民族那边的领地。实际上这意味着把德国并入奥地利并入既古老又庞大的奥地利帝国。施瓦岑贝格所想要的并非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而是个超越民族界限的中欧国度,一个以维也纳为中心的真正“帝国”:这正好符合了卡尔五世16和华伦斯坦的愿景。对上个世纪才逐渐发展成形的普鲁士而言,它在那个方案里面几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个雄心勃勃的半强权只可能在其中成为捣乱者。当被问及他将如何于其“大德意志国”处置普鲁士的时候,据悉施瓦岑贝格是以法文回答:“削弱,然后摧毁。”(Avli, puis demoli.)他起先的做法,是对普鲁士1848年至1850年之间在德境的作为一概视而不见。他若无其事地重新在法兰克福召开往常的邦联会议,并且说动萨克森王国和汉诺威王国退出“德意志联盟”,接着还向普鲁士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它把军队撤出黑森选侯国。到了秋天的时候,普奥双方都动员军队,战争看来已经无法避免。

普鲁士之所以能够在1849年随心所欲地君临德国,那不仅仅是因为其德意志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软弱无能的缘故资产阶级怯于接管权力、无产阶级设置路障进行的抗争为时短暂,以及各地诸侯胆小怕事。主要的理由更在于,奥地利那个传统上的德意志强权仍然受困于本国的革命——但并非因为维也纳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毕竟它跟普鲁士在柏林的革命一样,已于1848年11月遭到敉平。问题出自奥地利境内其他族裔那边爆发的民族革命。1849年整整一年内,奥地利还必须在意大利和匈牙利作战,而且匈牙利的战事必须依赖俄国的协助才得以获胜。当时它对德国完全无能为力;但是在1850年的时候终于又有办法了。奥地利就像愤怒的奥德修斯那般蓦然重返,赫然发现自己的德意志家园已遭普鲁士霸占,于是决定不顾一切地清理门户。

1849年夏季,普鲁士国王创立了“德意志联盟”,一个由二十八位德意志统治诸侯组成的邦联——他们无论自己喜欢与否都不得不加入。对革命的恐惧依然深植于他们每一个人心中,而已经平定本国革命的普鲁士显然是唯一的避难所(至少是最安全的避难所),于是得以开出自己的条件:一个联盟国家、一支联盟军队,以及一部联盟宪法。只有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不曾加入联盟;这两个南德王国觉得本身力量已够强大,而且强烈反对跟风马牛不相及的普鲁士产生紧密的连结关系。但除此之外,1850年的“德意志联盟”已全面展现出后来在1871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透过自己的老手段出人不意的突袭、快速的行动切换,闪电般的立场转变,以及必要时总是拔得出来的利剑—普鲁士暂时再度获得了成功。它在德国的领导地位看似已经巩固下来。
甚至连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也共襄盛举。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被解散之后,其残余成员前往哥塔继续集会,并给予普鲁士“德意志联盟”民主的祝愿:“应以原欲借由(法兰克福)帝国宪法加以实现的目标为重,而非斤斤计较于所追求目标在表面上的形式。”等到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内举行的国民议会结束一年后,人们又在埃尔福特第二度研拟德国宪法这一回改由普鲁士出面主导。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象一下他的观点,便可体会他为何必须在1849年4月,拒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向他奉上的德意志皇冠。假若收下那顶皇冠的话,将意味着他自己站上了德意志革命的顶端—而且是在他刚刚才平息普鲁士的革命之后。那是腓特烈·威廉四世最不可能接受的事情。但是他也想要德国的统一,而且是在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只不过那应该是一种反革命的,而非革命的统一。在1848年初的时候,他意图借由一个诸侯同盟来防堵德意志革命;一年以后则是计划借此终结德意志革命,就如同那一部强加的宪法结束了普鲁士的革命一般。

腓特烈·威廉四世生而性格温柔、和蔼可亲,而他最喜欢的战斗方式就是拥抱。他总是希望透过人情味和善意来解除敌手的武装,在那么做的时候甚至往往违反了自己的真实信念,接着又因为不被领情而大失所望和深感愤怒。他一即位就全面大赦遭到定罪的“煽动者”,并且平反受迫害的教授和新闻工作者。这位普鲁士国王甚至还接见过一位激进派的革命诗人,格奥尔格·赫尔韦格,并且当面告诉他:“我喜欢充满个性的反对派。”格奥尔格·赫尔韦格却没有因此而被争取过来。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第一批火车开始在普鲁士行驶。关税壁垒也在那些年头遭到撤除,德境大部分地区已加入由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开启了货物自由流通的先河。随着货物的流通,各种理念也相继传播开来——诸如有关公民自由和国家统一等喧腾一时的新理念。说来矛盾的是:1813年以前,普鲁士官方的改革意愿面对依
旧完好无缺的农业封建社会结构,几乎陷入瘫痪。1815年之后已经发展出一个喊着要改革的新社会,现在却换成政府再也不想跟改革有所瓜葛,甚至执拗地反对任何创新。“执拗”一词特别适用于日趋老迈的腓特烈·威廉三世国王。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十年内已成惊弓之鸟,由于各种令人震撼的经历而日益僵化。他一如既往地热爱和平;但随着年事渐高,其“不受打扰的需求”已增添了既严峻又拒人于千里之外、墨守成规和死气沉沉的作风。人们对1840年时的王位更迭引颈期盼已久;新君的即位确也带来了改变,但出现改变的地方其实不在于政治本身,而是政治的氛围。时序已从阴郁的冬
日进入了“三月前”时期。

毕竟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追捕煽动者”的行动中,普鲁士曾经是很不光彩的急先锋。许多受迫害的“煽动者”是自由主义派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对未来的德意志中产阶级民族国家满怀憧憬——他们虽然把希望寄托于普鲁士,却无法因此在普鲁士的官府和法庭为自己带来任何好处。普鲁士意识到其中所暗藏的诱惑,于是以双重的顽强决心,既对所谓的“德国使命”,又对本身的自由主义过去做出抗拒。结果普鲁士于腓特烈·威廉三世在位的最后二十年,为自己赢得了“进行新闻检查的警察国家”这种恶名。但说来奇怪的是,普鲁士也在同一期间内经历了颇为可观的文化蓬勃发展。当海涅和格勒斯由于普鲁士的新闻检查——甚至普鲁士的逮捕令——而必须逃亡之际,辛克尔与劳赫正在美化柏林,门德尔松则发现了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毕德迈尔时代”的普鲁士学术生活也呈现出双重面貌。柏林大学从未有过较此时更加名声响亮的师资阵容:黑格尔和谢林、萨维尼和兰克,但与此同时,却有数百名大逆不道的学生消失在要塞监狱的围墙后面。柏林市的各个沙龙自从在拿破仑时代首度经历了全盛期以来,如今依旧人文鼎盛。那是普鲁士历史上的一个怪异阶段,可称之为“白银时代”:优雅之中的停滞不前、霉味四溢的恬静风情,可谓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就连它那著名的军队也躺在胜利桂冠上面呼呼大睡。等到1864年攻占“迪伯尔堑壕”以后,在柏林市“菩提树下大街”发射胜利礼炮庆祝之际,已经没有人晓得究竟应该发射多少响礼炮了。

德意志邦联在1819年9月通过《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er Beschlusse),从此
监视大学教育、限制言论与出版自由,并且禁止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就业……——史称“追捕煽动者”( Demagogenverfolgungen)。

毕德迈尔时代( Biedermeierzeitalter)泛指德境各邦在那些年头的恬静生活方式,以及中产阶级遁入田园风情的文艺形式。“毕德”( bieder)大致意为“无趣”或“天真老实”;“迈尔”( Meier)则有“张三李四”之意。

1815年的和约,是许多个国家之间的和平规范。“维也纳会议”所极力争取并且加以实现的目标,就是要尽可能建立一种完美的权力均势,而它应该——如同威廉·冯·洪堡用于称赞“德意志邦联”的讲法——“透过内在固有的重力”自动保持平衡。当初划定各国边界以及平衡强权势力范围的那种方式,使得任何企图透过战争来改变现状的做法都会得不偿失,难获成功。结果1815年的和平规范确也从未受到国际冲突威胁,最后导致它在1848年倾覆的原因并非战争,而是一场革命。
不过那场革命打从一开始就构成了威胁,而当腓特烈威廉三世国王谈论起一个“欧洲大同盟”的时候(其“基石”就是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三只黑鹰”的盟约),便以这个起初会令人纳闷的用语直捣问题核心。1815年建立起来的欧洲国际体系果真是一个同盟但它有异于传统的方式,并非由一个国家集团对抗另外一个国家集团,而是由一切自认为受到革命威胁的国家,为了对抗革命才共同组成的同盟。它所抗拒的对象,是起先遭到法国大革命唤醒,之后又随着反抗拿破仑的战争而被释放出来的各种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势力。各民族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国家认同,并且要求建立民主的民族国家;新兴的中产阶级则希望获得自由的宪法。“维也纳会议”对这些势力和愿望不予理会,而且必须不予理会,否则便无法建立完美的权力均势以及促进各国之间的团结来巩固国际和平。换取这种国际和平的方式,讲得夸张一点就是:在各国与各民族之间持续进行一场静悄悄的战争。

十八世纪的古典普鲁士是个非常世俗化的国家，一个在启蒙运动时代以“无所谓”态度来宽容所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复辟时代的普鲁士却打算成为基督徒的国家应“官方”要求而变得虔诚,甚至还设置了一个形同国家教会的机构——“普鲁士联盟”——国王则以最高主教的身份,迫使加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加入一个共同的教会组织。由于二者的信条差异颇大,必须组成“教仪联盟”,结果那个共同的教会组织里面包含了共同的教会当局、共同的神职
人员、共同的宗教监督机构,以及共同的宗教仪式程序。关于最后一点,所谓的“礼拜仪式”,曾经出现过没完没了的纠纷,以致国王必须多次亲自出面调停。在新近加入普鲁士的莱茵兰,也首度出现了与天主教会的严重冲突,而那特别是因为当地抗拒异教通婚的缘故。国王本身支持异教通婚。他巴不得能够组成一个“普世合一教会”,一个全体基督徒的教会 ——不同的教派在其中可谓仅仅是“信仰上的省份”。他也想要宽容,但已不再像腓特烈那般出自对宗教的无所谓,而是基于兄弟之间源自泛基督教信仰热忱的相互容忍。

普鲁士王国在十九世纪的八个省份为: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波森、普鲁士、萨克森、西发利亚,以及莱茵省（1866年以后又增加了:石勒苏益格一荷尔
斯泰因、汉诺威、黑森一拿骚）。

1815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个不一样的普鲁士。十八世纪的普鲁士既进步又好战,而且思想自由,是一个“启蒙运动时期的国度”。拿破仑时代至俾斯麦时代之间的普鲁士则反动、和平、强调基督教义,是一个“浪漫主义时代的国度”。
不过话要说回来,此刻刚展开的整个年代正好洋溢着浪漫和反动的风格。就此意义而言,普鲁士再度忠于自我,如既往地与时代精神齐头并进。它同时也延续了老普鲁士的作风,不光是与时代精神齐头并进而己,简直还像是列队行军——宛如一个连的部队那般在操练场上齐步行进,但刚起步的动作是整齐划一的“向后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