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71年的时候,“皇帝与帝国”起先固然看起来仅仅像是一套既漂亮又仿古浪漫的老德意志外衣,被拿来包装一个崭新而现代的东西:德意志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可是我
们已经在前面看见过,事情不仅于此而已:最起码它偏离了正常的民族国家,成为一个转移注意力的行动。俾斯麦便打算拿它来取悦每一个人——王公贵族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南德百姓和北德百姓、普鲁士人和非普鲁士人——却又没有让其中任何人完全得到自己实际上真正想要的东西。
俾斯麦至少于当下的时刻获得了成功,但只有在一个人那边除外:他自己的国王。对年迈的威廉一世而言,皇帝与帝国——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意味着“向普鲁士道别”。威廉一世已经预告出来,他从此以后挂上的皇帝头衔,将使得普鲁士的国王头衔黯淡无光。他充其量只想当“德国皇帝”(就如同他迄今是普鲁士国的国王一般),亦即让德国融入普鲁士,而非让普鲁士融入德国。如果此事行不通的话“那么我何必当这种名誉少校呢?”(“名誉少校”指的是退伍时获得少校头衔做为安慰奖的上尉们。)他甚至直到最后关头都还打算让拥立德皇一事无疾而终,并且表示有意退位。(“弗里茨应该来处理这档子事。反正他全心全意向着新的情况。可是我一点也不为所动,会继续把普鲁士坚守下去。”)等到俾斯麦一如既往地终于在拥立德皇典礼的前一天——说服国王让步之后,国王流着眼泪说道:“明天是我一生当中最不快乐的一天。我们会把普鲁士的王位抬
进坟墓。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普鲁士成为帝国建立者一事,其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简直不亚于让马丁·路德担任教皇。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初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普鲁士王国,完全是因为“普鲁士”——东普鲁士——此际不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而为波兰王室的采邑,同时普鲁士国王起初只能自称为“在普鲁士的国王”。等到他后来终于当上了“普鲁士国王”,又变成帝国永远的眼中钉肉中刺。迥异于奥地利深深植根于帝国历史之中,在帝国内部成长茁壮,从未完全与帝国理念分离的做
法,普鲁士反倒像是一个打对台的国度,一个反帝国,而且其本质也就是如此。帝国既古老又残破(到了最后几乎再也不可能按照国际法来对它做出定义),是一个泛欧洲性的神话,起源自古罗马。普鲁士却熠熠生辉和新意盎然,是一个缺乏任何历史光环的纯粹理性国家。它完全只是列强之完全秉持精打细算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更何况它并非中世纪的产物,反而来自启蒙运动时代。有朝一日偏偏竟然是由普鲁士来重振帝国——若是在古典时期的普鲁士,每一个人都只会将此等情事当成笑话看待。

萨克森王朝又名“奥图王朝”( Ottonen,919—1024),其国王(东法兰克国王)奥图一世在公元962年成为“罗马皇帝”,被视神圣罗马帝国之滥觞。斯陶芬王朝(Staufer，1138-1254)亦称“霍恩斯陶芬王朝( Hohenstaufen),其最著名的皇帝则是腓特烈一世(“巴巴洛萨”)。斯陶芬王朝时代相继出现“神圣帝国”(1157)和“神圣罗马帝国”( Sacrum Romanum Imperium,1254)等讲法。这个国号最后在十五世纪末逐渐演变成“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

俾斯麦之所以需要一个统一的德国,理由也在于让自己能够对南德各邦感到放心。无论在巴伐利亚还是在符腾堡,尤其是在黑森——达姆施塔特,当地君主和政府于1870年刚开战的时候,都不打算马上向普鲁士履行盟友的义务。是百姓之间猛烈爆发的仇法情绪(而非对普鲁士的爱意),才迫使他们终于遵守了盟约。俾斯麦不希望将来面临类似情况的时候,必须再度依靠南德各邦君主摇摆不定的盟约忠诚度,或者南德地区的民间情绪。这么一来,他就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向前,远远走出“普鲁士军官储备量”足以应付的范围之外:他必须把北德意志邦联扩大成为一个涵盖全德的联邦国家,即便这将意味着削弱普鲁士的超强地位,以及给到处熊熊燃烧起来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火上加油。

1867年爆发“卢森堡危机”的时候,俾斯麦仍然拒绝兼并阿尔萨斯。他当时的讲法,今天听起来简直像是预言:他说道:“纵使普鲁士打了胜仗,那又将如何呢?赢得阿尔萨斯之后,就必须加以固守,结果法国人又去找来盟友,然后情况恐怕会变得非常糟糕!”其中有趣的地方是,俾斯麦早在当时就已经把击败法国与兼并阿尔萨斯(但尚未考虑到洛林)自动连结在一起了。俾斯麦始终深信不疑,法国绝不会对战败释怀;如今“内阁战争”已变成了“全民战争”,他的态度只会更加如此。既然有法国展开一场报复战争之虞,那么南德地区将会是普鲁士防御最薄弱之处。俾斯麦很喜欢引用符腾堡国王昔日说过的一句话:“只要斯特拉斯堡继续被一个不断耀武扬威的强权使用为攻击发起地,我就必须担心……友军前来驰援之前,我的国土早已被外敌的军队淹没。”俾斯麦如今往往把斯特拉斯堡称作“打开我们房门的钥匙”,既然现在他认为日子久了以后法国必定会成为敌人,那么他宁愿把这枚钥匙保管在自己的口袋里。但是基于地理因素,那个口袋不可能是普鲁士的口袋。要有办法让普鲁士的军队驻扎在阿尔萨斯一洛林,就必须从德国获得授权来那么做。俾斯麦为了兼并阿尔萨斯一洛林,于是循序渐进,先需要一个统
一的德国。

1870年至1871年的战争截然不同于1864年和1866年时的战争,并非俾斯麦所刻意寻求的对象。俾斯麦事先甚至没有主动把它列入考虑,那场战争对他而言是一个意外和一个即兴创作,并且曾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脱离了他的政治掌控在刚开始的时候,那场战争只不过是“霍恩佐伦”和“波拿巴”两个王朝的面子之争,结果它却演变成德法两国之间的全民战争。两国于此际爆发出来的强烈民族仇恨,主要是被来自拿破仑一世时代的回忆所激起,跟1870年导致开战的实际原因反而比较无关。那是一个让俾斯麦觉得可怕的新现象:情况突然与1864年和1866年的时候有所不同,交战的双方已经不再是国家,而变成了民族。俾斯麦从此以后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应该如何遏阻双方民族主义狂潮的爆发。我们必须从这个背景来同时检视他的建国行动,以及他在和约中所列出的条件(尤其是强迫法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新成立的德意志国)。二者实为一体之两面。二者都是俾斯麦针对法国复仇战争所做出的预防措施,因为他从当前战争中沸腾的法国民族主义情绪已可看出,那场复仇战争未来势将发生。但奇怪的是,他甚至早在决定建国之前,就已经决定要兼并阿尔萨斯一洛林。我们几乎可以表示,正因为先有了后者,接着才出现前者。

维也纳会议结束后,由尼德兰国王兼任卢森堡大公,但卢森堡仍然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国,而且卢森堡市还是德意志邦联的要塞,由普鲁士派兵驻守。1867年3月23日,荷兰国王威廉三世准备把卢森堡卖给法皇拿破仑三世(开价五百万荷兰盾),几乎导致北德意志邦联与法国开战。最后欧洲列和相关各国于同年五月在伦敦签订条约,结果那笔交易遭到取消,普军撤出卢森堡,卢森堡大公国则拆毁要塞并成为独立的中立国。

但无论如何,俾斯麦自己于晚年也对此添油加醋的一种观点“俾斯麦曾在1870年之前的那些年头积极致力于策划对法作战,以便藉此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根本就是神话。1866年以后与1866年之前,俾斯麦在政策上的差异形成了跃然眼前的强烈对比:起先是近乎闹哄哄的举动,总是刻意制造、激化和解决纷争,而且目标十分明确。接着却是强调静观其变和息事宁人,一再设法闪避迫在眉睫的冲突,同时心中显然拿捏不定,不晓得是否该把北德与南德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俾斯麦曾在1867年做出一个极不受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欢迎的妥协,化解与法国为了卢森堡而开战的危机,其妥协措施当中并且包括普鲁士的撤军。1869年他更否决了巴登大公国申请加入北德意志邦联的提案,因为他觉得那是对法国的不必要挑衅。2甚至连俾斯麦在1870年初说服国王,同意让霍恩佐伦家族的旁支推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
事,也没有被俾斯麦使用于挑起战争(经过一百多年来翻箱倒柜式的详细研究,现在我们已可确定此事),它反而被使用于吓阻法国的军事冒险行动。俾斯麦称之为一座“西班
牙和平的泉”,并希望让它一直源源不绝。按照俾斯麦的估算,西班牙固然绝不可能对法国构成威胁,可是法国背后既然出现了一个不安全的西班牙,或许能够让法国的好战派稍微知所收敛——他们曾在1870年之前要求“为萨多瓦复仇”,并千方百计设法拼凑出一个与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同盟。这回俾斯麦直到最后一刻才决定作战,而且那是在法国表现出过激反应,逼得他只能在战争和屈辱之间做一选择的时候。即便如此,他还是让法国做出宣战的动作。

但只要继续停留在北德意志邦联的阶段,一切都还能够藉由普鲁士实际凌驾于那些小伙伴之上的巨大优势来加以掩盖。可是一旦南德各邦也都加入之后,那就很难继续遮掩下去了,因为普鲁士的优势地位势将显著降低。普鲁士在此情况下固然仍旧是遥遥领先的最大单一德意志邦国,但毕竟只不过是如今已扩大许多的整体里面的一个单一邦国罢了。这个更大的整体,而不再是普鲁士本身,将会制定最重要的法律来规范个人的生活,以及针对外交政策做出攸关国家命运的决定也包括普鲁士那个成员国的命运。俾斯麦自从创建北德意志邦联而开始走上这条路以来,走到最后只会意味着普鲁士独立性的结束,亦即普鲁士融解于德国之中。

北德意志邦联还没有自称为“国”(即便它已经拥有个北德意志“国家议会”),普鲁士国王固然是北德意志邦联的元首,但他尚未称帝,而只是一个非人格化的中性名词“主席团”。这些“虽不起眼但是意义深远的称呼”仍在相当程度内隐藏了一项事实,此即每一个普鲁士人从今开始都可谓拥有双重国籍个范围较小的普鲁士国籍,以及一个范围较大的北德意志国籍(四年以后则为德国国籍)。他票选两个议会:按照三级选举制投票选出普鲁士邦议会,以及透过全民普选投票选出北德意志(后来则是德意志)国家议会。当他服兵役的时候,是同时在两支军队里面服役普鲁士陆军以及邦联陆军,而普鲁士陆军仅仅为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它是遥遥领先的最大部分。同时饶有趣味的是,军事预算的审查权已依据《北德意志邦联宪法》,从普鲁士邦议会落入了邦联“国家议会”的手中或许这是最显著的迹象,表明普鲁士果然正准备融入一个较大的政治整体。既然连本国军队的规模都再也无法自行决定了,那么普鲁士还能算是什么呢?

在制订《北德意志邦联宪法》的过程中,俾斯麦所发出的指令为:“其形式必须比较接近邦联,不过在实务上应该透过具有弹性,不引人注目,但是涵义广泛的表达方式,使之具备联邦国家的性质。”然而实际进行的方式依旧不清不楚。我们可以感觉到,俾斯麦这一回也不完全晓得,他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东西。他以完全不符合自己惯常风格的方式,允许1866年选出的北德意志邦联“国家议会”,对其宪法草案做出不下四十项修正。其中包括了最重要的一点:若按照俾斯麦原先的宪法草案,“邦联总理”只不过是普鲁士派驻“邦联参议院”的代表,由一位听命行事的高阶官员负责担任。最终通过的宪法版本却让“邦联总理”负责掌管邦联的整体政策,迫使俾斯麦不得不亲自出任此职。俾斯麦从此兼任两个职务:他同时是普鲁首相和北德意志邦联总理。过了四年以后,“北德意志邦联总理”又脱胎变成“德意志国总理”最晚从这个时候已经十分明显,总理一职是那两个兼任职务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而且俾斯麦已在无意之中,以及在不完全清楚自己这一次究竟做出什么的情况下,实际上导致普鲁士“成为间接属国”。

北德意志邦联( Norddeutscher Bund)或译为“北德同盟”,成立于1866年8月,原本是一个以普鲁士为首的军事同盟,1867年7月成为君主立宪的邦联,1871年1月纳入南德四邦巴伐利亚王国、符腾堡王国、巴登大公国、黑森大公国(黑森一达姆施塔特)——扩充为“德意志国”(在1919年以前等同于德意志帝国)。

1866年7月3日,普鲁士于该世纪最大的战役中,在克尼格雷茨城外击溃了奥地利与萨克森的联军。后果更严重的是,对拿破仑三世皇帝来说世界也随着克尼格雷茨而天翻地覆。其整体政策完全是建立在普鲁士打败仗的可能性之上:他可以把普鲁士从战败后的毁灭当中拯救出来,并且为此收取自己的报酬。普鲁士的胜利,使得他本人以及法国政治界感觉受到某种欺骗,这解释了何以会出现“为萨多瓦复仇”那种怪异的讲法(“萨多瓦战役”是法文对克尼格雷茨战役的称呼),而且它在1866年以后的法国成为一句强大的政治口号。法国与普鲁士至1866年为止的协约(反正那本来就是一个双方各怀鬼胎的协约),如今便在转瞬之间成为过去。拿破仑三世于是出面对打了胜仗的普鲁士人进行阻挠。
他公开宣布自己将进行武装调停,随即派遣使者前往普鲁士的指挥总部。克尼格雷茨获胜者的处境一下子变得极其危险:如果他拒绝了法国的调停,恐怕会面临一场后果难测的两线战争;但若接受调停的话,则势必将在莱茵河流域割地——并失去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向心。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与奥地利媾和。

而他厌恶战争的理由主要在于,打仗的时候很容易基于军事考虑而对政治造成危害。俾斯麦固然从不害怕把战争使用为最后的手段,但总还是尽可能地加以避免。

德语地区将1864年的战争称作“德丹战争”(德意志邦联对丹麦作战);将1866年的战争称作“德意志战争”(普鲁士、奥地利、德境邦国之间的“兄弟战争”);1870年至1871年的战争则是“德法战争”(北德意志邦联与南德各邦协力对法国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