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为这些人提供了“结婚旅行”的出路:在一个国家需要消耗巨大精力的事,在另一个国家可能要容易得多—只要能够看透不同国家法律法规的重重迷雾。这些专为异国、异文化情侣的希望和愿望而设的婚庆旅游机构近年来不断的扩张非属偶然。这些机构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本地一方的伴倡往往具有显著的权力优势。他(她)不需要忍受文化的断层并保持着一直以来的生活:因为他懂得这里的语言,熟知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为他保持着社会关系,家庭和朋友;还有,不容忽视的是,他享有居住权,可以继续从事他的作并以此理所当然的获取自己的收入。与此同时,本地一方的伴倡也需要为另一方承担更多的职责和新任务。因为在这里只有他(她)熟悉情况,必须主导各种事务,比如与政府机构打交道等。这种情况持续越久,他(她)私下里或表面上越感觉到处理这些事麻烦、费事又不公平。

“我排了无数次的队,我这辈子都不想再排队了…购物太可怕了。想当初,妈妈对我说:‘我们需要面包’。我装作没听见我可以做任何事……就是请千万、千万不要让我去买东西。“你能去排一下队吗?”我妈妈又问道,就好像她没注意到我突然的沉默。没办法,我只能去了。买面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买任何东西都不简单。我去的前两家超市里面包都卖完了。甚至大多数的货架都可能已经空了,除了火柴和肥皂。因为不管发生什么,它们都总有货。在俄罗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火柴和肥皂的供应总是能满足大家的需求。等我到第三家超市,如果运气好的话,应该会有面包。但是,我还是不能十分肯定。我只能排到队伍里,祈祷着轮到我时还有面包剩下。

跨国婚恋的典型之处莫过于此:一个“一朝来此,永世定居”的外人一他归属于所在的社会,却同时又被这个社会所排挤,只因其不符合主流社会对自我的定义。即使如此,他还是置身于我们中间:生活着,也在爱着。

除此之外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跨地域流通也是重要的诱因。通过移民、选亡和驱逐,抑或是由于全球化的办公场所、国际间的经贸往来以及大批量的旅游观光,跨国婚恋伴侣的数量在节节攀升。人们短期或长期地将故土和背景抛于脑后,将国家和种族界限弃置一边;不问生在何方,养在何处,一门心思在他乡扎下根来:生活工作,相恋相守。无论是来德国实习的法国人,还是去肯尼亚休假的瑞士人:背负着不同社会、地理或种族背景的人有更多的机会相遇邂逅,因而导致了“混合婚恋”在数量上的急剧攀升。

当展望孩子的未来时会唤起父母对自己童年的回忆,这不可避免的使他们对自己的过去、社会化和历史、自己的价值观和愿望以及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质疑。不论是在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孩子取什么名字,孩子的宗教信仰该是什么或是孩子用的语言,伴随着他长大的故事和歌曲的问题上,都会伴随着家长不断地产生对自己的疑问:从我的出身中到底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我深爱它的哪部分,我又深信它的哪些?我应该让我的孩子传承其中的哪些,摒弃其中的哪些?哪些应该继续存在在我孩子的生活中,哪些应该保留下来?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疑问:当他不肯接受这些时,我是不是就变成了家庭中的异类?这样一来会不会我的部分、我的历史就这样被完全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