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学家杨·克劳德·考夫曼对此有一个精妙的回答:小两口就是同时一起买一个洗衣机的两个人。他的解释是:这时就涉及到重要的问题,甚至争吵。其中有一个人要负责洗衣服,那么怎么算脏衣服?谁决定?谁为谁洗?洗完要不要熨烫?等等(考夫曼,1994)

技术哲学家汉斯·约纳斯说过,“兴趣是可能性引|起的”(约纳斯,1985)。这点在当今求子欲的膨胀中也得到了印证。随着生活形式的多样化,生殖医学的客户群也大为扩充。

有人还引经据典来反驳对代孕违反基本道德准则和人性尊严的指责:他们]在《圣经》中找到了依据。《圣经·旧约》中撒拉与夏甲的故事即是借腹生子的原形,而生殖医学的相关服务只是这种自古就有的做法的现代版。如此结论就是,代孕在道德上不受任何指摘,甚至还是上帝的赐福。

但更多的反驳意见是另外一个现代版本,即对利他主义、博爱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强调。他们一致认为代孕行为也是利他的:“我们想帮助那些人”,“我们为别人做好事”,我们为别人“送上幸福”——这些是诊所经营者、代孕母亲以及卵子与精子捐献者的想法。他们都是无私的助人为乐者,不怠地为人类互助和博爱而服务。

1)被排斥的其他人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2)沟通跨越国界
3)世界的不平等显形现身
4)国家法律鞭长莫及。
5)对“好家庭”标准的争议。

这正是资本主义的服务外包本质:把原本平常的“生育”行为依照国际分工的规则、利用各国的不平等分布到世界各地并加以综合管理,以规避法律限制、将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见第四章)。

这种解释乍一眼看上去很矛盾,但有其内在的逻性,为丈夫从家乡随迁入西方社会,要子一般远比他更了解当地的情况。她会当地的语言,了解西方体制内的生活形式和现则。如此家庭内部权力的天平会向女方倾斜。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优势是,公公婆婆远在他乡,所谓天高皇帝远。不必入大家庭,身受管控,成天毕恭毕敬的。如此看来,要子终将是受益的。总结来说:女人们嫁一个“进口新部”,以确保她们已经获得的自由。

不清楚这种差异背后的详细原因,就无可作答。但两种情形可能都是真实的,完全在于移民们看待婚姻的哪一方面。前述两项研究都着力调查越南婚姻移民的处境,但是着眼点完全不同。前一项只关注移民国,即韩国;而后一项只关注原住国,即越南。所以两种调查结果都可能是正确的:女性移民们在移民国受到屈辱,但在家乡获得更多的声望与权力。

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为这些人提供了“结婚旅行”的出路:在一个国家需要消耗巨大精力的事,在另一个国家可能要容易得多—只要能够看透不同国家法律法规的重重迷雾。这些专为异国、异文化情侣的希望和愿望而设的婚庆旅游机构近年来不断的扩张非属偶然。这些机构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本地一方的伴倡往往具有显著的权力优势。他(她)不需要忍受文化的断层并保持着一直以来的生活:因为他懂得这里的语言,熟知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为他保持着社会关系,家庭和朋友;还有,不容忽视的是,他享有居住权,可以继续从事他的作并以此理所当然的获取自己的收入。与此同时,本地一方的伴倡也需要为另一方承担更多的职责和新任务。因为在这里只有他(她)熟悉情况,必须主导各种事务,比如与政府机构打交道等。这种情况持续越久,他(她)私下里或表面上越感觉到处理这些事麻烦、费事又不公平。

“我排了无数次的队,我这辈子都不想再排队了…购物太可怕了。想当初,妈妈对我说:‘我们需要面包’。我装作没听见我可以做任何事……就是请千万、千万不要让我去买东西。“你能去排一下队吗?”我妈妈又问道,就好像她没注意到我突然的沉默。没办法,我只能去了。买面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买任何东西都不简单。我去的前两家超市里面包都卖完了。甚至大多数的货架都可能已经空了,除了火柴和肥皂。因为不管发生什么,它们都总有货。在俄罗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火柴和肥皂的供应总是能满足大家的需求。等我到第三家超市,如果运气好的话,应该会有面包。但是,我还是不能十分肯定。我只能排到队伍里,祈祷着轮到我时还有面包剩下。

跨国婚恋的典型之处莫过于此:一个“一朝来此,永世定居”的外人一他归属于所在的社会,却同时又被这个社会所排挤,只因其不符合主流社会对自我的定义。即使如此,他还是置身于我们中间:生活着,也在爱着。

除此之外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跨地域流通也是重要的诱因。通过移民、选亡和驱逐,抑或是由于全球化的办公场所、国际间的经贸往来以及大批量的旅游观光,跨国婚恋伴侣的数量在节节攀升。人们短期或长期地将故土和背景抛于脑后,将国家和种族界限弃置一边;不问生在何方,养在何处,一门心思在他乡扎下根来:生活工作,相恋相守。无论是来德国实习的法国人,还是去肯尼亚休假的瑞士人:背负着不同社会、地理或种族背景的人有更多的机会相遇邂逅,因而导致了“混合婚恋”在数量上的急剧攀升。

“世界家庭”是那些跨越(国家、宗教、文化、种族)界限共同生活、按照传统的家庭观念本不应该聚合在一起的家庭。主动的信任取代了传统家庭的上述要件成为维系新家庭的力量,并要把常人不可理解的事情成为可能:把外人当作至亲和挚爱。

历经两年多的等待,一对德国夫妇终于迎来他们先前植入一位印度代孕妈妈体内的双胞胎婴儿。而德国政府拒绝给这两个在印度出生的新生儿颁发护照,因为德国法律禁止代孕。然而在代孕被法律认可的印度,官方认定新生儿的实际父母为德国公民,因此具有德国国籍,同样拒绝颁发印度护照。

重重大门把守着富人的隐私和家庭,遮蔽着世界疑惑的目光。而门背后,原先泾渭分明的穷人和中产阶级的世界又交融在起。在一些国度,女性当前正在领导起公司、高校乃至政党。而菲律宾女教师、墨西哥女大学生、厄瓜多尔女翻译、加纳女律师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完成一些传统的女性工作为外国家庭打扫、做饭、照顾孩子与迟暮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