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那些自视为“革命主力”的中产者。革命因果南辕北辙,他们本可以彻底归隐到物质生活中去,但每一个人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寻求新的力量源泉。萨拉希望“20年后，曾经为革命付出代价的人,可以从体制内部改变”,效仿欧洲“六八一代”—20世纪60年代欧洲左派学生运动喊着“ Marching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进入体制内部寻求改变)，20年后重写欧洲社会的政治与文化。但是“六八一代”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助力是“二战”后欧洲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埃及,如果变革的愿望是翅膀,那么下面还没有劲风吹拂,社会经济条件、权力结构,也都没有准备好迎接实质改变。尽管如此,艾哈迈德、萨拉、鲁特菲,他们心里的希望都不肯死去。

你无法对一个家门口有炸弹的人讲“民主是个好东西”。无结果的游行、高压水枪下的停课、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这些对小月来说都是活生生的。她饮的这一瓢“民主的滋味”，是危险的、无用的。也许我可以说那是因为小月没见过2011年的解放广场,没有跟那时候的埃及人聊过。但即便能够,答案会不同吗？3年来，埃及人共同经历的是梦的破碎。一些人的生活跟着破碎,她会听到此起彼伏的哀叹。

自1798年拿破仑在埃及登陆以来,欧美影响像一把利刃,不断地塑着中东,打磨出一个现代社会的模样,但也留下不少硬伤(如殖民者不合理的边界划分),更不用说挥之不去的心灵创痛。至今萦绕于阿拉伯人、伊朗人、土耳其人心间的问题还是,一种曾经灿烂的文明如何面对强盛的西方？
公元8世纪至13世纪,是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期,科学技术领先，文学艺术兴旺。阿拉伯语翻译的古希腊经典,为欧洲文艺复兴保留了火种。十字军东征,劫掠回去的是东方进步的文明成果。但那以后,伊斯兰文明不断遭遇挫败:先是蒙古铁骑、英法殖民者,后来能源的发现把美国引入中东,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的对峙,后来以色列的嵌入,最终造成阿拉伯人最羞辱的战败记忆和至今无法平息的冲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曾经维系了一段时期的荣光,但后来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分崩离析。

穆萨和巴拉迪一样,人脉广泛,富有经验,但不掌握权势。他们很快发现,新生力量靠不住——街头青年没有权势,更缺乏耐心。他们最后一次与街头力量结盟,是用来抗议穆尔西执政。而真正要铲除某些势力,还是得拉上军队。老政客早就嗅到了风雨欲来,但要在风云变幻中掌握主动必须依附权势。

波兰历史学家亚当·米克尼克( Adam michnik)说过,革命有两个阶段,第一为了自由,第二为了权力。第一阶段焕发出人性最好最纯洁的一面,第二阶段却释放出坏的一面。

埃及官方公布2014年总统选举,前国防部长塞西赢了几乎97%的选票,对手差距悬殊。同时参选的萨巴希,并不是塞西真正的敌人,塞西希望的是,能够获得超过两年前穆尔西当选时的票数,以证明自己更受拥戴。2013年,塞西通过军事政变,把具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穆尔西赶下了台。
我去过一些票站,情况迥异。有些站满了塞西的支持者,热闹非常,但位于基督教区的票站就冷冷清清。有的票站第一天陆续有人,后来也渐渐稀少。多家国际媒体引述欧盟观察员的说法,认为选前埃及的政治气氛不利于公平选举。塞西占用大量公共资源,对另一名候选人不公。
这些在《消息报》上都没有。《消息报》是穆巴拉克时代发行量第二大的国营报纸,现在也是官媒。我问卡萨姆,有没有看到网上流传的视频军人在票站塞进大量写好的选票—我无法肯定视频真伪,但看到很多人转发。

从沙菲克到塞西,女人们一直投票给旧政的延续,卡萨姆曾经希上一条新的道路,但很快发现走不通。穆斯林兄弟会掌权一年,民生困顿，水电不通,油价飞涨,穆尔西只是一心修改宪法,扩大总统特权。终于埃及人重回解放广场,捡起了曾砸向穆巴拉克的石头。军队出手,第二次赶走埃及总统。不过,另一个版本的说法是,军方故意不跟穆斯林兄合作,等他们激起民怨后才出手镇压。

持续动荡打击了旅游、出口、外资几乎所有行业,2011年以来,埃及经济发展急剧减缓,与革命爆发前一年相比,多了130万失业者,其近七成是持有高校毕业证的年轻人。各种街头运动中的死亡人数,超过2011年的“倒穆”运动。

这些即兴的小规模示威,都让人们的胆子大起来……”同在北非的突尼斯,用不到一个月的街头抗争赶跑了统治20多年的本·阿里,终于,埃及人受到鼓舞。
革命没有发生在埃及经济陷入困难的时候,相反,恰恰是在埃及人经济条件改善、对自身权利也愈加关注的阶段。陈旧的统治结构遭遇新的变化时,如摧枯折腐。

没有人告诉你批评塞西犯了什么罪,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但是谁又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穆巴拉克时代,至少还可以谈论民主,现在,这个词本身变得敏感。”阿马德说起来的时候,眼晴里流露着耿直和凄凉。

报道形式虽然更加活泼,但却很难说2011年之后埃及的舆论环境也变得宽松了。官方报纸《金字塔报》(Al- Ahram)主任编辑贾马尔·扎耶丹告诉我，穆巴拉克执政时期,从制度设置上看,并不存在一个公开的“审查机构”,只是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全国新闻最高委员会”挑选国营新闻机构最高负责人。但“诡异之处在于,全国新闻最高委员会’隶属上议院,当时上议院绝大部分成员来自执政的民族民主党。通过这个环节的设置,执政党控制所有官方媒体”。
2011年革命之后公布的埃及新宪法,取消了上议院对“全国新闻最高委员会”的控制。理论上说,这个动作打破了对新闻机构的控制,拥有最多从业人员的“官方媒体”的枷锁被打破了。
但是权势面前,自我审查来了。埃及军方打压穆斯林兄弟会的同时,也在向整个社会展示力量。塞西在电视上呼吁“团结在反恐旗帜下”、第二天国营、私有媒体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军方，穆斯林兄弟会资助的媒体全线关张。少数记者编辑联署反对干涉新闻自由,但那声音很快淹没在了对塞
西的肉麻吹捧中。

3年前,军方“顺应民意”赶走了穆巴拉克,但这股民间力量也让他们害怕。穆斯林兄弟会被镇了,“四月六日青年运动”遭禁了,“革命社会”仍然非法。广场上的“青年联盟”解散了。军方成功分化了社会上的力量。
穆斯林兄弟会执政前,被认为跟军方达成了秘密协议,保障他们在埃及经济中大概三分之一的利益。包括“革命社会”在内的世俗派,咬牙跺脚,宣称宗教组织出卖革命。而穆斯林兄弟会掌权之后,强推伊斯兰教法,只提拔自己的人,导致世俗派与他们彻底决裂。虽然他们之前发现彼此许多共同之处,但在谁有权规划埃及的未来上,分歧难以弥合。

中东现代史元年是1798年,法国将军拿破仑带着400艘战舰、54万人入侵埃及。奥斯曼帝国无力保护属地,埃及部落面对坚船利炮不经一战,但是拿破仑的统治却陷入无边的游击抵抗中。尼罗河边,英国舰队虎视已久,在拿破仑占领一年多后,就赶跑了法国人。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拿破仑回到法国后,以称帝的方式正式终结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中产阶级起义。法国大革命的结局,便是迎来了军人统治,埃及革命者瓦利德,也许不应对本国现状感到惊讶。

艾哈迈德身边很多人离开了埃及,他理解那是因为“高高的期望撞上了墙”,但是自己并不打算放弃。他的战场不再是广场,而是用经营公司赚来的钱,开办夜间学校,教授宗教知识,第一年就有1000人参加;跟朋友一起办视频网站,自己出镜主持短片,也制作MTV,还用动漫讲解“什么是政府”“什么是宪法”等,这些正是他3年前发的愿:“启蒙民众。”虽然网站上一些短片获得几十万点击,艾哈迈德也清楚这样的努力仍然微小,只是自己“从来没有停止”。
3年前,他无惧抗争;3年后,他勇敢地把2011年革命称为“一场失败”:“我曾经有梦想和期待,现在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如果真要打开那扇门,恐怕它会非常非常红。”但是他绝无悔意:“那是我人生经历过的最纯粹的事情,人们真诚地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而去抗争,只可惜我们没能成功。”他笑得甜蜜,眼睛似乎望见遥远的地方:3年前,最初的广场。

现在（2014）,艾哈迈德的手伤早就好了。我问起3年前引用的诗句,他笑得风轻云淡:“那门上染了太多的血,但是,门还没有开。”他摇摇头,像是否认什么,“2011年革命的时候,大概死了1000人,接下来3年,几千人付出了生命,我自己就有不少朋友牺牲了,还有老师,我能数出五六个,其中有跟我非常亲密的”。
”腐败还跟原来一样,甚至更糟。”他又笑了,像是在谈论一桩别人的蠢事,“堵车也没有好转。”经济不景气,艾哈迈德的工程生意自然也受影响。“上次我说革命不是为了面包,现在好多企业主,特别是小生意人，期待任何可以快速稳定局面的方案:不要自由，给我面包吧，我真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