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这位好心的巡抚所更加无法理解的,则是农村的信用贷款不能合理解决的症结。我们的帝国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这两个问题不解
决,高利贷就无法避免。

也就是在此之前不久,万历册封他的爱妃郑氏为皇贵妃,并预先公布礼仪以便各有关衙门作必要的准备。消息传来,就有一位给事中上疏提出异议,其理由为: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德妃郑氏仅为皇三子的母亲,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颠倒。这一异议虽然引起万历的一时不快,但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谁也没有想到,这小小的插曲,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的契机,导致了今后数十年皇帝
与臣僚的对立,而且涉及整个帝国。

要是主将不用宗教迷信的因果报应作为规劝,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辅助军事教育?


除了歃血为盟之外,戚继光还在他的麾下创造
了很多宗教式的做法。比如,他亲自设计制作各营
连的军旗,在军旗上绘绣间传说中的符号和动物,意在激励这支由农民和矿工组成的军队的士气。天上的星星或者传说中鸟首人身的图象,以象征他们的指挥官。他重视黄道吉日和生辰八字,而在向部下训话的时候,又常常提到善恶的因果报应。难道本朝最为出色的军人竟沉沦于迷信之中?这《四
库总目提要》的编者都感到别扭,不知应当如何评论他著作中的这些内容。具不中但是用视而不见的态度抹去文此事。

使当时和后世的同情者无不扼腕叹息。戚继光本人的功业固然值得表彰,同时又加上这些感情的色彩,所以,不论是正式的传记,还是非正式的纪事、评论,总是对他备加称颂,有时竟把他描写成一个完人。
但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当有超越当时的看法。戚继光是个复杂的人物,不能把他强行安放在用传统道德构成的标准像框里。他的一生中有许多难于解释的事情。譬如说,这位高级将领生前娶妾三人,生子五人,可是直到他的儿子长大成人,他却能全部隐瞒了他们的存在,他泼悍的夫人竟不知将门有子。他在部下面前提到士兵生活的痛苦,可以洒下同情的眼泪。他废止了让士兵采伐柴薪以供他家用的成例,有一年除夕,总兵府中竟因为缺乏炊米之薪而不能及时辞岁②。可是北京著名餐馆的名菜,如抄手胡同华家的煮猪头,却由百十里外走马传致。又譬如他在蓟州练兵时采用过歃血为盟的仪式,与将士共饮血酒并对天起誓:“或怀二心,不爱军力,不抚念军贫,或屡禁而肆科索,或虚冒而充夤缘…即如俞景龙立死,以膺显报。”如果“恣意科敛以供馈送”,就会遭到“天灾人祸,瘟疫水火,使全家立死”,甚至“男盜女娼,十代不止”②。然而从一些迹象看来,戚继光并没有完全遵守他自己的誓言。他以重金购买美女送给张居正一事固然无法证实,但是他让他的兄弟给张家“馈送”礼物,却见于张居正的书牍而张居正只象征性地收受其中的一小部分,把其余的“璧诸来使”,也可以隐约看出礼物的贵重≌。《明史》本传把他和俞大猷比较,说他“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也是用委婉的措辞

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惟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至于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谁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哪怕他能举出无数动听的理由,在事实上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使读者首先注意到的,是他处理财政问题的篇章。在洪武时代制定的赋役制度,流弊已如上述。其最为百姓所苦的,厥为名目繁多而数额无限的“役”。大户人家可由官僚的身分而蠲免,这些沉重的负担就不可避免地落在中小地主身上,并往往使他们倾家荡产。在推行了近二百年之后,帝国政府已深深感到窒碍难通而不得不加改革。改革的办法是把各种名目的赋役折合成银两,以附加税的形式遍加于全境的土地上,不分贫富,计亩征银。这种新的税制称为“一条鞭法”。地方政府就用这些附加收入以支付各种力役。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
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境内的公文,今后一律使用廉价纸张;过去的公文习惯上在文后都留有空白,今后也一律废止。自条约公布之日起,境内的若干奢侈品要停止制造,包括特殊的纺织品、头饰、纸张文具以及甜食。

上距“四书”的写作已经两千年,距本朝的开国也已近两百年。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1585年亢旱的初夏,朝廷上下的情形就和此种情况极为接近。当时一天过去又是一天而仍然是骄阳酷日,人们的焦虑也就达到了最大限度,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皇帝的宫廷不能永远建立在一个土地干得发裂的京城里。皇帝亲自出动,以最虔诚的态度和最庄严的仪式向上天求雨,不论是出于迷信,或者其动机是维系人心,最低限度表示了事情并未绝望。希望就产生于这种人为的奋斗之中。他的挣扎,他的自我责备以及他对臣僚所作的爱民的训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服清凉剂。他的政府一向认为精神的力量超过实际,因此他这次求雨即是做皇帝克尽厥职的最高表现。

格,他的对方也同样认为他是在装腔作势地用圣贤之道掩饰他的无能。而眼前更为重要的是,立储一事绝不是抽象的原而是关系到文官们荣辱生死的现实问题:因为,凡是皇帝的继承权发生争执并通过一场残酷的冲突以后,胜利者登上皇帝的宝座,接着而来的就是指斥对方伪造先帝的旨意或是暴戾无道;因为九五之尊必有天命和道德做背景。如果不
经过这一番左右舆论的工作,自己的胜利就不能名正言顺。而他手下的拥戴者,也总是要请求新皇帝以各种凶狠的手段加之于他们的对方,才能顺逆分明;自己流芳百世,政敌则遗臭万年,各有分晓。这种情形,在本朝的历史上至少已经发生过两次。
第三个登上皇位的永乐皇帝,如所周知,是用武力夺取了侄子建文皇帝的江山。在起兵的时候,他就大肆制造了洪武皇帝本来要传位于他、建文皇帝只是矫诏嗣位的说法。功成之后,他又大批杀戮了拒绝拥戴他的廷臣和他们的家属∞。第六代正统皇帝,在和蒙古瓦剌部落作战的时候被对方俘虏。廷臣和皇太后商量之后,拥立他的异母弟登极,是为景泰皇帝,俾使瓦剌不能以当今天子被其拘禁而作为谈判的要挟。最后瓦剌由于无利可图,只好把正统皇帝送回北京。一个国家不能同时存在两个皇帝,于是正统被称为太上皇,表面上在南宫优游岁月,实则乃系软禁。七年之后,拥戴太上皇的夺门复辟成功,改称天顺。功成之后,拥立景泰的臣僚受到了残酷的对待。被戮于西市的,就有功劳卓著的兵部尚书于谦

申时行不得不把目标降低。他所说的“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就表现了他调和这阴阳两极的方针。他无意于鼓励不法,但也不能对操守过于认真。1587年京察之放宽尺度就是这种宗旨的具体说明。在他看来,嫂子已经掉进水里,决不能再像平常一样保持远距离的尊敬,而需要
“援之以手”了

##为什么万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例如坚决地公开宣布他的主张,而且一口咬定立储大计属于他的权力范围,不容旁人置喙,而且进一步以意图不能实现即自动退位作为威胁,这都已经无法找到答案了。也许有一条理由可以作为解释,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皇帝和全国臣民都懂得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哥哥对弟弟负有教导及爱护的义务,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正因为这些原则为天下##

后世的读者,必须把这些互不关连的语录再三诵读,再三思索,才有可能理解它的真实内涵。综合来说,温和有礼慷慨大方是仁的初级阶段。在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又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与言行统统纳入它的规范之内,经过不断的积累而可以到达去私,最终到达无我。这样,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
生活唯一意义之所在,简直和道家的“道”殊途而同归③

《论语》中这六十六条有关仁的语录,为孔子的学说安排了形而上的根据,成为儒家一元论宇宙观的基础。这种学说虽然没有直接指责自私的不合理,但已属不言而喻,因为所谓“自己”,不过是一种观念,不能作为一种物质,可以囤积保存。生命的意义,也无非是用来表示对他人的关心。只有做到这一点,它才有永久的价值。这种理想与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的教义相近。印度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儒家的学说指出,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和外界接触,离开了这接触,这个人就等于一张白纸。在接触中间,他可能表现自私,也可能去绝自私而克臻于仁。

按照孔子的看法,一个人虽为圣贤,仍然要经常警惕防范不仁的念头,可见性恶来自先天。然而另一方面,既然每个人都有其发扬保持仁的本能,则同样可以认为性善出于天赋。

事实上,朱熹所使用的方法并不是归纳法,也很难说得上科学性。用类比以说明主题,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和政家常常使用的方法。孟子以水之就下比喻人之性善,其实人性与水性并没有联系,所谓相似,不过是存在于孟子的主观之中。朱熹的格物,在方法上也与之相同。在很多场合之下,他假借现实的形态以描写一种抽象的观念。他认为一草一木都包涵了“理”,因此他所格的“物”包括自然界。在他看来,传统的社会习惯,乃是人的天赋性格6。但是他在作出结论时,却总是用自然界之“理”去支持孔孟伦理之“理”。这也就是以类似之处代替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