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並不迴避中國軍隊的問題。他說「指揮現代化戰爭，包括我們老同志在内，能力都不夠。要承認這個現實。」他知道中國在軍事技術上己經大大落後，需要調整戰略以應付主要對手蘇聯。他還知道，林彪時期把軍隊幹 部派到地方任職，分散了對軍事問題的注意力。在鄧小平失去權力的18個月裡，他對軍隊的擔心並不是「四人幫」會建立穩固的勢力，因為他們只在張春橋領 導的解放軍總政治部確有一些根基。這段時期讓他感到的不安的，是浪費了本來可用於整頓和改善軍隊的雨年寳貴時間。1975年鄧小平和葉帥任命的軍隊領導人並未完成他們早先確定的裁軍目標：原計劃是於1976年底之前裁減26%，但實際軍隊人數只減少了13.6%。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曾直言不諱地談到毛澤東時期給軍隊造成的問題，儘管他將其歸罪於林彪。

在中國研究國外的經濟發展經驗方面，沒有任何機構發揮的作用能與世界銀行相提並論，而世行在中國發揮的作 用也超過了它所幫助的任何其他國家。1980年中國大陸取代臺灣重新獲得在世行的中國席位後，世行行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麥克納馬拉說過，沒有中國的世界銀行不是真正的世界銀行，他頂住了美國政府要求放緩中國加入世行的壓力。中國官員當時仍然擔心外國會為自身的目的利用中國， 但是麥克納馬拉的獨立態度使他們相信，世界銀行並不代表任何單個國家的利益。

取消集體制度實行農戶經營之後，要用幾年時間對供需作出調整，穩定全國有效的農作物生產銷售體系。在幾年 時間裏，農業專家每年都要起草處理這些問題的文件，如農業組織、農機、增加農業生產投入等等。這些文件每年1月 初作為中央政府1號文件公佈。在1982年的1號文件中，包產到戶和類似做法都被認為仍然屬於「社會主義」的性質， 意識形態之爭也隨之結束。實行包產到戶後，糧食生產持續快速增長。到1984年時糧食產量就超過了四億噸，而1977年時還只有三億噸。1981年以後，糧食供應的增長導致政府鼓勵農戶改種蔬菜水果和經濟作物。據官方估計，1977年到1984年的人均 糧食消費從195公斤增加到了250公斤，豬肉、牛肉和禽蛋的消費增長得更快。政府對1984年的大豐收完全沒有準備，結果是沒有足夠的倉庫收儲糧食，一些地方政府沒有足夠的資金收購打下的全部糧食，只好給農民打白條。在此之前，政府由於擔心城裏人的不滿，沒有把從1978年開始多支付農民的價格成本轉移給城市消費者。這種補貼給政府預算造成了緊張。

當鄧小平說「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時，他並沒有為地方幹部辯護。事實上他所要表達的意思是，走私、 賄賂和腐敗不是政策本身的結果，而是政策實施中的問題，應當加以遏制。保守派批評海南、廣東和福建那些執行鄧小 平政策的領導人，但只是成功地排擠了他們的打撃對象，並沒有使政策發生變化。鄧小平關心的不是個別官員的命運，而是把對外開放計劃擴大到沿海14個城市和其他地區。這件事他做得既漂亮又成功。回到北京不久，鄧小平在2月24日把胡耀邦、趙紫陽、萬里、楊尚昆、姚依林、宋平等人找來，為宣佈開放另 外14個沿海城市的政策作準備。鄧小平在談到經濟特區的建設速度時說，建築工人都是從内地城市來的，他們的效率要歸功於合同承包制，報酬多少全看他們的勞動表現。鄧小平強調了經濟特區在學習國外技術和管理手段上的優勢。他 說，各地都立刻實行高工資一時還難以辦到，但是應當允許一些地方先富起來。

1979年4月初習仲勳在北京的中央的工作會議上說，廣東和其他省份一樣，缺少足夠的自主權有效開展工作。他大膽地說，如果廣東是一個單獨的國家，幾年之内就能起飛，但在現在這種處境下，什麼改變都難實現。另一些高層幹部十分清楚中國的經濟計劃過於集權。華國鋒像鄧小平一樣贊成給廣東更多自主權以發展出口，他向習仲勳保證，會給予廣東吸引外資必不可少的自主權。習仲勳和廣東的領導班子於1979年4月17日帶著方案草稿赴京，在最後定稿前與鄧小平等人作了進一步討論。 習仲勳及其同事根據谷牧的建議提出，允許廣東全省實行特殊政策，使其能夠採取靈活措施，吸引生產出口商品所必需的外資、技術和管理方式。國家為工廠提供必要的土地、運輸設備、電力和勞動力，提供外國人所需的飯店、餐廳、住房和其他設施。北京中央政府支持廣東和福建雨省，除了一般工作外，集中精力抓好廣東的三個經濟特區（毗鄰香港的深圳，與澳門接壤的珠海和廣東東北部沿海地區的汕頭）和福建的一個經濟特區（廈門〕。

鄧小平從未提出過治國原則，但是披閱他的講話、參考他部下的看法以及他實際作過的批示，還是有可能總結出 一些可視為其治國模式的基本原則：言行要有權烕性。鄧小平當過十多年嚴厲的軍事領導人，他懂得如何讓風趣的談話也能透出威嚴。做重要講話之 前，他會和其他重要領導人及正統思想的捍衛者一起為講稿把關，使他確信自己的講話是在傳達黨的聲音。決定一旦宣佈，鄧小平不會承認錯誤、削弱自己的權威。在外國客人面前他可以很放鬆，但在黨内他絕不會輕易 拿自己的權威冒險，而當他一旦使用自己的權威，就會表現得十分堅定捍衛黨的地位。

凡是瞭解鄧小平的人，對於他要維護社會安定的決心不會感到意外。公開攻撃是不能容忍的：使紅衛兵能夠在 1966年公開攻撃別人的「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在修改憲法時應予廢除。鄧小平對他所說 的黨内民主的含義作了解釋：黨員有意見可以提出來，這有助於解決問題；黨的領導聽取各種意見後，一旦作出決定， 黨員就要執行。鄧小平清楚地說明了應當如何對待不聽話的黨員：「不夠格的黨員」就要開除。12-%鄧小平的覲點在1980 年己經成型，在他當政的整個時代，這篇講話都可以作為對他的政策的令人信服的概述。

在與布熱津斯基的會談中，鄧小平敦促對方使美國放鬆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他提到了高技術進口的三個案例： 美國的超級計算機、裝有美國配件的日本高速計算機和掃描器。在這三個案例中，美國企業都很想把產品賣給中國，卻受到了美國政府的阻撓。鄧小平在會談中還暗示他有意訪美。他說，他擔任最高領導人大約只剩下三年時間了。布熱津斯基斷定鄧小平對 發展中美關係有一種緊迫感。他知道除非完成中美關係正常化，鄧小平是不會訪美的。為了表示對雙方迅速完成關係正常化過程抱有信心，布熱津斯基邀請鄧小平到訪華盛頓時去他家用晚餐。鄧小平一口答應下來。布熱津斯基也鼓勵鄧小平深化中日關係。布熱津斯基訪華後，鄧小平快速行動，與日本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布熱津斯基在回國途中也作出了他的努力，他在日本停留，向日本官員通報了美國要與中國進行實現關係正常化談判的計劃。布熱津斯基回到華盛頓後，卡特雖然取笑他受到了中國人的迷惑，但仍然斷定訪問取得了成功。談判很快 就會開始，關係也己升溫：不久之後，美國要求北京停止對美國政策無休止的公開批評，中國馬上就答應了

一個共產黨領導人首次舉行記者招待會，為何能取得這樣的成功？部分答案是，鄧小平具備在國内向不同的人解 釋政策的長期經驗。但是他的成功也來自於他對日本國情和覲點的瞭解、談到中國政策時的自信、承認中國有問題時的坦率態度、對日本明顯的善意、輕鬆風趣的語言。此外，出席記者招待會的人普遍認為，鄧小平對日本的訪問標誌著一個歷史性時刻。日本為它所造成的可怕悲劇道了歉，並立誓幫助中國的現代化，日本人希望這次訪問能開創雨國和平友好關係的新紀元，次日，新日鐡社長和日中經濟協會會長稻山嘉寬陪同鄧小平乘氣墊船（當時在中國聞所未聞的一種快船〕穿過東京灣，參覲了新日鐡的君津制鐡所。君津制鐡所是一個自動化鋼鐡廠，僅此一家工廠生產的鋼鐡量，就相當於當時中國全部鋼鐡廠總產量的一半。鄧小平參覲完工廠設備之後，立刻宣佈他希望在中國也建一座君津這樣的鋼鐡廠。事實上，在鄧復出之前，以君津為範例的寳山鋼鐡廠己經在籌劃之中。

鄧小平很清楚，新加坡這個75%人口是華人的國家，並不想在它更強大的鄰國面前顯得過於親中。鄧小平也明白，新加坡作為一個只有200多萬人口的城市國家，面對蘇聯和越南在該地區的擴張勢力，只能適應強權的現實。但是他還知道，新加坡的李光耀總理對地緣政治的現實有著不同尋常的理解力，並且在東盟和西方政府都很有影響。因此他希望李光耀幫助他說服東盟對抗越南，甚至說服美國在中越發生衝突時為中國提供幫助，或至少不給中國造成妨礙。

中國決定發展中美關係，而美國是對北韓的敵人南韓提
供幫助的大國，這會深深觸怒北韓。鄧小平不久後將出訪日本，後者是北韓長久以來的敵人，並且也在幫助南韓發展經濟，這同樣會引起北韓的嚴重關切。鄧小平要應付的一個 棘手問題是，與日美恢復關係時，如何盡量減少對中朝關係的傷害。鄧小平不想讓北韓更加靠近蘇聯。因此他決定，上策是事先向北韓人作出充分解釋，不使他們事後感到意外。鄧小平為給雨國關係加溫作出了特別的努力，他以北韓最喜歡的方式向它表示尊重。北韓國土雖小，自視卻很高，表現之一是，它很在意出席每年國慶日慶典的外國官員的人數和級別。中國的文革己經結束，各國領導人紛紛恢復對北 京的訪問，金日成便搞起了「請帖外交」，告訴那些計劃訪問北京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首腦，他們如果來北韓訪問也會受到歡迎。在1977年有三位外國高級官員接受了金日成的邀請，即東德、南斯拉夫和柬埔寨的三位代表。金日成以宫廷式的排場接待了他們。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被單獨安排在宫殿一般的住處；東德領導昂納克到訪時（Erich Honecker），受到了他有生以來最隆重的歡迎。

就像毛澤東和周恩來一樣，鄧小平從十分長遠的角度思考問題。在1978年，中國所面臨的威脅不是迫在眉睫的入侵，而是一種更大的危險：假如蘇聯繼續擴大使用越南的基地，將導致蘇聯和越南對中國的包圍。鄧小平在向西方人 解釋這種局勢時說，越南就像亞洲的古巴，它是中國旁邊的一個基地，蘇聯能在這裏佈置它的軍艦、飛機和導彈。就在十幾年前的1962年，由於美國威脅動用其優勢軍力，蘇聯撤出了部署在古巴的導彈。然而蘇聯的軍力遠勝過中國，如 果它把導彈部署到越南，中國無論如何也難以迫使蘇聯拆除它們。鄧小平認為，在這些基地強大起來之前，亟須加強與 其他國家的合作以對抗蘇聯和越南的擴張。

如果鄧小平認為有什麼事物是神聖的，那就是中國共產黨。黨受到批評時他會本能地發怒，強調公開批評黨是不 能容忍的。他承認「毛澤東同志同任何別人一樣，也有他的缺點和錯誤」，但是他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 國人民革命鬥爭經驗的結晶」。他說，歷史不是由一個人創造的，但人民會對這個人表達崇敬。民主牆和理論工作 務虛會上氾濫的批評，能幫助鄧小平弱化對毛澤東正統思想的堅持，不再死板地解釋毛澤東說過的每一句話，為批評黨在過去20年的錯誤創造了空間。

在世界政治史上，很難再找到這樣一個例子：一個人成了一個大國的領導人，卻沒有任何公開、正式的權力交接儀式。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是黨的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而在三中全會成為頭號領導人之後， 他依舊是黨的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不僅沒有為他舉行的加冕禮或就職儀式，甚至沒有公開宣佈他 己經登上了最高職位。是哪一些奇特的環境因素結合在一起，導致了這種不同尋常的情況？它又會帶來什麼後果.在三中全會期間，中國的領導層想避免讓民眾和外部世界產生中國正在發生一場權力鬥爭的印象。華國鋒在1976 年剛剛上台，最高領導層擔心領導班子的突然變化會導致國内的不穩定，損害中國吸引外國資本和技術的努力。在此後 的雨年半裏，鄧小平確實把華國鋒排擠到了一邊，並成為了無可匹敵的最高領導人，但他是通過一個相對有序的過程一步步做到這一點的，因而沒有使中國民眾和整個世界感到不安。黨内高層沒有給鄧小平任何新的頭銜，還因為他們擔心讓一人大權獨攬的危險。他們認為，大躍進和文革的災難， 就是由擁有全部正式頭銜的毛澤東專斷行使其不受約束的權力造成的。如果繼續掌權的是華國鋒，就不必有這樣的擔心。

在世界政治史上，很難再找到這樣一個例子：一個人成了一個大國的領導人，卻沒有任何公開、正式的權力交接儀式。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是黨的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而在三中全會成為頭號領導人之後， 他依舊是黨的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不僅沒有為他舉行的加冕禮或就職儀式，甚至沒有公開宣佈他 己經登上了最高職位。是哪一些奇特的環境因素結合在一起，導致了這種不同尋常的情況？它又會帶來什麼後果.在三中全會期間，中國的領導層想避免讓民眾和外部世界產生中國正在發生一場權力鬥爭的印象。華國鋒在1976 年剛剛上台，最高領導層擔心領導班子的突然變化會導致國内的不穩定，損害中國吸引外國資本和技術的努力。在此後 的雨年半裏，鄧小平確實把華國鋒排擠到了一邊，並成為了無可匹敵的最高領導人，但他是通過一個相對有序的過程一步步做到這一點的，因而沒有使中國民眾和整個世界感到不安。黨内高層沒有給鄧小平任何新的頭銜，還因為他們擔心讓一人大權獨攬的危險。他們認為，大躍進和文革的災難， 就是由擁有全部正式頭銜的毛澤東專斷行使其不受約束的權力造成的。如果繼續掌權的是華國鋒，就不必有這樣的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