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15年,他曾经祭天地、祀祖庙、庆元旦、赏端阳。

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
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万历十五年（精装版）
黄仁宇
23个想法

◆ 第一章 万历皇帝

>>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 但是不久以后，他就会发觉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

◆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 “为人君者，可不敬哉？”这样的责难不断重复，决无宽贷，一直到这个为人君者突然发现自己的不当而加以改正，恢复端坐的形态为止。

>> 就是皇帝的亲耕，看来有很明显的象征成分，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而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这又是何等壮大的力量！

>> 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 他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 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

>> 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

>> 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

◆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 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

>>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

◆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 戚继光任蓟州总兵前后达15年，等于他前任十人任期的总和。

◆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 我们是否应该让每个人公开承认自己的私心，也就是自己的个人打算，以免口是心非而阴阳混淆？

>>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

>> 这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

>> 志趣相投的研究讨论，可以触发彼此的灵感，深入探索人生的真谛，俾使内心的不安涣然冰释。

>> 王阳明受过佛家思想的影响，他的宇宙观也属于一元论。他的所谓“良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人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它近似于我们常说的良心。

>> 《华严悲智偈》中的“如入火聚，得清凉门”两句偈语，也就是说一旦自己把名誉的全毁置之度外，就如同在烈火之中找到了清凉的门径。

>>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 附录二

>> “资禀赋于天，学问成于人，虽有睿哲之资，未有不教而能成者，须及时豫教，乃能成德。”

◆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 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 《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 要把道德的范畴放得远大。

“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

他以特行卓识而见称于当代和后世,但在这个问题上却和常人有相同的看法,即做官的目的本来就是名利。他的诚实在于能够坦白承认这一目的,而不打出去绝私欲、为国为民等等高尚的幌子。这就接触到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让每个人公开承认自己的私心,也就是自己的个人打算,以免口是心非而阴阳混淆?

汪道昆自然不会知道,当他润笔作书的时候,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这事情的意义,即是军备的张弛,立即影响一国国运的盛衰。世界局势如是,而这阳历1588年1月17日清晨,将星西殒之际,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三十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戚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本朝治理农民的根本方针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一个士兵退伍还乡,就等于增加一个无业游民,因为他在军队里所学到的技术和养成的起居习惯,已经难于再度适应农村的生活,事情的复杂性就会因之而增加。军官退伍以后所引起的问题更为严重。在别的国家里,一个退伍军官通常都受到应有的尊敬,如果担任民政职务,他的管理经验也能保证他胜任愉快。然而事情适得其反,我们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他贵为天子并且在年轻时取得了祖宗的身分,对事实又有什么补益?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但是迷信与非迷信,其间的分野也可能极为模糊。例如,当一个人强迫自己对一件事情、一种前途建立信念,则其与宗教式的皈依就相去极微。因为凡是一个人处于困境,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极为渺茫,没有根据,他也要把它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

以张居正的精明干练,他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十年首辅生涯,仅仅刚把问题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办法使文官们感受到极大的压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后的被清算。申时行不得不把目标降低。他所说的“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就表现了他调和这阴阳两极的方针。他无意于鼓励不法,但也不能对操守过于认真。1587年京察之放宽尺度就是这种宗旨的具体说明。在他看来,嫂子已经掉进水里,决不能再像平常一样保持远距离的尊敬,而需要“援之以手”了。

张居正开罪于文人有如上述二例。这也表现出他虽为首辅,却没有认清文官集团还有另一种双重性格。在他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张居正按照过去的眼光仍然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具,对其中最孚众望的人物不加尊敬,就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直到危机四伏之际,他才发现了这一点,并且引用佛家经义,作为自己精神上的解脱,说是:“如入火聚,得清凉门。”既能在狂燎烈焰之中有冰凝水静的感觉,则他虽尚在人间身居首辅，却已经把自己当作烈士看待了。

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古代的圣贤写作“四书”的时候如此,朱熹注解“四书”的时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在经筵上被讲解者发挥,也可以在墓志上被镌刻,以为后人的典范。

其实以容貌而论,一般来说仅仅端正,惊人的美丽并不是选择的标准。至于她们的生活,那确实是值得同情的。皇宫里真正的男人只有皇帝一个,得到皇帝垂青因而风云际会,像慈圣太后的经历一样,这种机会不是没有,但毕竟是极为罕见的。绝大多数的宫女在使婢生涯中度过了青春,中年以后也许配给某个宦官作伴,即所谓“答应”,也可能送到紫禁城的西北部养老打杂。经历过这可悲可感的一生,最后老病而死,还不许家属领取尸体。她们的尸体经过火化后,埋葬在没有标记的坟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