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文字对于我们的身体和大脑都提出了相当苛刻的要求。但是,控制你的身体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你还必须学会注意书本上文字的形状。你必须看穿它们,这样你才能直接了解这些形状所代表的意思。如果你仅仅专注于文字的形状,那么你就是一个让人不能容忍的低效读者,会被人当作
傻子。如果你已经学会了怎样不受外观的干扰去理解意义,那么你就应该采取一种超然而客观的态度,这包括你要能够区分文字的感官愉悦魅力或奉承语气(如果有的话)和文字所表达的观点之间的逻辑。同时,你还必须能够根据语言的语气去判断作者对于所写内容和读者的态度。换句话说,你必须知道笑话和观点之间的区别。在判断观点性质的时候,你要同时做几件事情,包括把判断推迟到整个观点完成时做出;把问题记在脑中,直到你已经决定何时、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们;用你所有相关的经历作为现有观点的反证。你还必须能够舍弃那些同所涉观点无关的知识和经历。在你作这些准备的时候,你必须摒弃原来认为文字具有魔力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你要接受一个抽象的世界,因为这本书里几乎没有什么词组和句子要求你联想具体的形象。在铅字的文化里,我们可以说某个人不够聪明,需要给他画张图才能帮助他理解。而现在,聪明则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借助图画才可以从容应对一个充满概念和归纳的领域。
在一个用铅字表达真理的文化里,能够做到这一切甚至更多的话,就构成了智力的基本定义。

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

在这本书里我想展现给大家一个发生在美国的关于媒介一隐喻的巨大变化,作为这个变化的结果,那些危险的无稽之谈成了我们公众话语的重要部分。在以后的章节中,我的任务非常明确。首先,我想证明,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话语和现在有很大不同——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其次,我想论证,在电视的统治下,这样的话语是怎样变得无能而荒唐的。但是,为了避免我的分析被理解成是对电视上的“垃圾”的司空见惯的抱怨,我必须先解释一下,我的焦点是放在认识论上,而不是放在美学或文学批评上。说实话,我对这些所谓“垃圾”的喜爱绝不亚于其他任何人,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印刷机产生的垃圾可以让大峡谷满得溢出来。而在生产垃圾这一点上,电视的资历还远远比不上印刷机。
因此,我对电视上的“垃圾”绝无异议。电视上最好的东西正是这些“垃圾”,它们不会严重威胁到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而且,我们衡量一种文化,是要看其中自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看那些毫无伪装的琐碎小事。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危险的事正是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直不断鼓励电视去做的。这些人的问题在于,他们对待电视的态度还不够严肃。因为,和印刷机一样,电视也不过是一种修辞的工具。要想严肃对待电视,我们必须谈一谈认识论,否则其他的任何评论都是没有意义的。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城市都曾经成为美国精神熠熠生辉的焦点。例如,18世纪后期,波士顿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中心,震惊世界的第一枪在那里打响,那一枪只会在波士顿的郊区打响,而不会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事件报道之后,所有的美国人,包括弗吉尼亚人,从心底都成为了波士顿人。19世纪中叶,来自世界各地的弃儿们在埃利斯岛登岸,并把他们陌生的语言和陌生的生活方式传播到美国各地,纽约从而成为大熔炉式国家的象征至少是有别于英国。20世纪早期,芝加哥开始成为美国工业发展的中心。如果芝加哥的某个地方有一座屠夫的雕像,那么它的存在是为了提醒人们记住那个到处是铁路、牛群、钢铁厂和冒险经历的时代。如果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雕像,那么我们应该尽快来做这件事,就像代表波士顿时代的有民兵雕像,代表纽约时代的有自由
女神像一样。
今天,我们应该把视线投向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城。作为我们民族性格和抱负的象征,这个城市的标志是一幅30英尺高的老虎机图片以及表演歌舞的女演员。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休闲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