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并非趁着前述西晋末年的混乱才入侵华北地区的他们从东汉到三国时期起就开始通过迁移和入侵，加深了与中原的接触。
其中的先驱是匈奴。东汉初期内附于中原的匈奴，在曹魏时代居住在陕西北部至山西中部一带，西晋时期迁到山西汾水流域定居，也有不少人受汉人役使从事农耕生活。羯也被看做匈奴的一个分支，在山西居住，与匈奴的情况相似。鲜卑当时分为慕容、宇文、段、拓跋等各个部落，居住地分布在辽河上游到河北、山西北部。氏族、羌族从东汉末年以来，也来到陕西、甘肃地区定居。

通过占田课田制农民分配得到一定的土地，保证了再生产，并需承担义务，按户为单位向国家缴纳在耕地上生产的谷物(田租)和绢(调)。
280年武帝实施了基于占田课田制的户调式税法，将汉代人头税方式的课税变更为以户为单位，是一种划时代的税法。

公权力私有化的潮流，以及立足于乡里与之对抗并由此力图对“公”实施再建构的行动，可说是汉代社会瓦解过程中所产生的时代的不同两面，这也成为这个时期群雄割据、动荡不安的一大根源。

下面讲到的一则故事发生在隋末。隋末英雄李密谴责弑杀隋炀帝的宇文化及时说道:“卿本匈奴皂隶破野头耳,父兄子弟并受隋室厚恩……”(《隋书·李密传》)这里李密对宇文化及提出指责的根据在于,宇文化及的先祖原姓破野头,在北魏初年跟随宇文俟豆归(前面提到的宇文泰的先祖宇文陵之父),后来便以宇文氏为姓。(《隋书·宇文述传》)这说明自北魏建国起两百多年以后,即使到了七世纪初叶,至少还保留有这种随主人姓的习俗,才有可能以此揶揄他人。

这种“疏忽”在后来得到了弥补,北魏主张本王朝承接的是前秦的火德,是为土德。也就是说,西晋金德灭亡,前赵水德出现,前赵灭亡后,前燕木德出现,随后前燕又变成前秦火德,前秦刚一灭亡,北魏建国,因此北魏行土德。
然而,到了孝文帝亲政时,北魏的行次从土德改为水德,宣称北魏是直接继承西晋金德的王朝。这一变化表面上看似乎无关紧要,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一次重大的改变,甚至影响到现今我们看待中国历史的观点。

《魏书》假托拓跋氏的先祖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皇帝—黄帝。黄帝承土德而为王,因此拓跋氏后裔自称为“拓跋”,在鲜卑语中“拓”意为“土”,“跋”意为“帝”。

大概那是因为比常人更加孝顺、精通中原文化又憧憬汉文化的孝文帝是在太后去世时才得知事情真相,因此才没有把自己所怀念的母亲(太后)当做杀父的大罪人处置吧。
我认为在孝文帝与其父母之间发生了这些事情,于是我们们很容易发现这些经历对他的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名分上来说,文成帝的皇后文明太后是孝文帝的祖母(献文帝名义上的母亲)。而文明太后实际上却是自己的生母,而且还杀害了自己的父亲献文帝。这样的事情对于堪称胡族中第一文化人的孝文帝来说,无疑是一场野蛮的乱伦噩梦,这种愚昧黑暗通过血缘的纽带和他联系在一起。产生这种乱象的根源,正是胡族的收继婚风俗。

据史载,西晋时期在中国西南部的贵州地区,与蛮族结为姻亲的汉人被当地蛮族称为“遑耶”(可能是“亲人”的意思)。这些遑耶不断在当地惹是生非,一旦形势不妙,便逃到蛮族的地盘,受到蛮族的保护,如果国家依法将他们捉拿,就会引起蛮族的报复。特别是与蛮族结有深层关系的汉人被称为“百世遑耶”(即永远的亲人),其亲密程度相当于骨肉关系,结果,蛮族地盘成了收容畏罪潜逃者的无法无天的地方(《华阳国志·南中志》)。蛮汉之间存在这种婚姻关系,说明当时蛮族与汉族(包括非豪族的汉人)之间的混血已有相当程度的进展。

为此,梁武帝在位期间出现了南朝历史上少有的安定与和平的局面。武帝在位将近五十年,由于施政有方,文化繁盛一时,乃至后世用诗讴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前燕灭亡后,慕容垂在华北建立了强国后燕。北魏道武帝在进攻后燕时,由于军粮匮乏,便向群臣征询筹措粮食的方法。当时出身华北地区第一名门望族的汉族士大夫、清河的崔逞进言道:“取椹可以助粮。故飞鹗食椹而改音,《诗》称其事。”道武帝听后,认为崔逞的话是在侮辱他们,大怒,后来将崔逞赐死。
这里头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不太清楚,《诗经》的原文是:“翩彼飞鹗,集于泮林,食我桑麒,怀我好音。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崔逞想到了《诗经》中“飞鹗吃了桑葚,叫声变得动听;居住在淮水的夷狄受到感化,献上珍宝”的典故,向道武帝建议以桑葚作粮食。这番言论显然是将鲜卑与飞鹗、淮夷等而视之,有侮辱之嫌……

随着前秦的崩溃,什翼犍之孙拓跋珪将原来的势力重新集结,此后势力更是不断地急速扩大。
到了四世纪末,拓跋珪方才称帝(道武帝),建元登国,定国号为魏(386年)。到了396年,建天子旌旗,亲率四十余万大军,争夺中原霸主。这便是非汉族政权北魏的兴起,它可与欧洲历史上的法兰克帝国相比拟,亦是后来北朝各代以及隋唐帝国的母胎。

333年石勒去世,石虎废掉其继承人石弘,并于334年成为后赵的领导者。石虎当政期间,汉族出身的王度上奏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朝廷的官员大多赞同这个意见。
不过,对于这一废佛的建议,石虎却下书曰:“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

刘曜在长安修建宗庙和宫殿,让许多民众移居到这里,使长安得到充实,并且兴办太学和小学,致力于发展教育。这些政策表明他对中国文化有着相当的了解。据史书记载,刘曜好读书,常写文章,甚至还擅长书写草书和隶书。一提起胡人的君主,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蛮横而对中国文化几乎一无所知、或缺乏理解的形象,事实上并非如此。匈奴的刘渊熟读儒教经典《春秋》《左传》等历史书,甚至还通晓《孙子》等诸子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