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变成一个伟大的中国诗人之前,杜甫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已。也许,再过一百年,他又会变成一个伟大的诗人。那时,每个学生都会在十五岁的时候因为不得不阅读他的诗篇而叫苦连天,但是到他们四十五岁的时候,却会充满温情与爱好地,回忆起这些同样的诗篇。

这种惯性其实非常有创造力:它提供了使得改革和革命成为可能的阻力。没有这种有效的阻力,在批判性考察和改革的支持下,“变化”就只不过是一种时尚的改变而已我常常听到学者们讨论文学批评领域的下一个“转折”将会是什么:这种预言的热衷来自追求时髦的欲望,并非出自面对一个真正的问题感到的急迫,而真正的问题只通过抵制和阻力表达自己。在这样的批评过程中,真正的文化问题、理论问题被触及,收获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找到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的欲望本身超越了任何具体的发现而成为当务之急。如此追求不断的批判、不断的变化,意味着每种变化的形式自身都没有意义,我们拥有的,是一种激进的稳定。

这是很有挑战意味的游戏:甚至不是像所说的那样是假作严肃的游戏,而是毫不掩饰地赞美生命中的偶然,一个没有前因后果的、充满随意性的时刻,这种时刻的情趣和美丽。道德感强烈的批评家们对这样的诗深深不以为然,他们往往把它和“艳情”(或称色欲)联系在一起一一但是这里根本没有男女爱欲的表现,也没有我们在班婕妤怨诗里发现的那种对感情承诺的追求。这首小诗所表现的艳情,其实不过是对于事物富有声色之美的外表尽情的投入,这种投入无意得到结果,不期求圆满完成:这是一种漂浮无根的艳情。
就像 Paul rouzer曾经指出过的,这样的诗歌表现出一种窥视癖( voyeurism)。歌女不仅被笼罩在阳光下,而且也被笼罩在诗人关注的目光下。但是,就连“窥视癖”的范畴也必须被重新划分:一边是那种深入的、颇涉下流的偷看者( the Peeping Tom)，一边则是浮动的、只作短暂逗留的视线,游戏于感官的欲望,而不沉溺其中。
也许,在这个佛教大行的时代,这首诗有其佛学的层面:日影中的微尘,感官世界能够玷污素衣的红尘。其实,富有声色之美的外表,包括激情和色欲,甚至包括钟嵘认为给了诗歌以基础的那些所谓“严肃”的事情,都不过是幻象,是空虚。也许,这些浮动的意象更接近真理。

这是很有挑战意味的游戏:甚至不是像所说的那样是假作严肃的游戏,而是毫不掩饰地赞美生命中的偶然,一个没有前因后果的、充满随意性的时刻,这种时刻的情趣和美丽。道德感强烈的批评家们对这样的诗深深不以为然,他们往往把它和“艳情”(或称色欲)联系在一起一一但是这里根本没有男女爱欲的表现,也没有我们在班婕妤怨诗里发现的那种对感情承诺的追求。这首小诗所表现的艳情,其实不过是对于事物富有声色之美的外表尽情的投入,这种投入无意得到结果,不期求圆满完成:这是一种漂浮无根的艳情。
就像 Paul rouzer曾经指出过的,这样的诗歌表现出一种窥视癖( voyeurism)。歌女不仅被笼罩在阳光下,而且也被笼罩在诗人关注的目光下。但是,就连“窥视癖”的范畴也必须被重新划分:一边是那种深入的、颇涉下流的偷看者( the Peeping Tom)，一边则是浮动的、只作短暂逗留的视线,游戏于感官的欲望,而不沉溺其中。
也许,在这个佛教大行的时代,这首诗有其佛学的层面:日影中的微尘,感官世界能够玷污素衣的红尘。其实,富有声色之美的外表,包括激情和色欲,甚至包括钟嵘认为给了诗歌以基础的那些所谓“严肃”的事情,都不过是幻象,是空虚。也许,这些浮动的意象更接近真理。

这是一个道德选择。一方面,明确的作用与目的或者一套预定的问题在某种根本意义上损害了对艺术的经验,而受到“作用”的威胁,诗歌的声音就会沉默。在《列子》里面,有一个故事讲述一个喜爱海鸥的年轻人,他每天都去海上和海鸥一起玩耍而海鸥见到他,也都飞集在他身旁。有一天,年轻人的父亲要求他带回几只海鸥来,让他也能玩一玩,这一天,海鸥见到年轻人却只在空中飞舞,再也不肯下来了。我怀疑诗也很像海鸥:它们不肯和那些怀有某种动机的人们来往,因为动机辜负了它们的好意。另一方面,我们在阅读诗歌的时候,需要了解那些大的语境,没有那些语境,诗歌的声音就没有回音。用一首诗为例,来描述宋诗的特点,是把这首诗屈服于某种作用和目的,而这样的做法是危险的;但是,对“想象的宋朝”具有丰富、透彻的了解却会对我们阅读黄庭坚的诗甚有帮助。为创造一个“想象的宋朝”,我们也许不得不驱使一些羞怯的诗篇。但即使是《列子》中那个关于无机的故事也还是有一个动机。

袖子里带着铁锥的黄庭坚,成了解救邯郸之围的英雄:不是靠杀死魏国的将军,而是靠敲击石钟山,使它发出回声。山石的回声证实了山的稳固,但是回声本身,就像所有的钟声一样,却是“空”的——没有形体,没有质地,提醒沉浸在红尘世界的人们:色即是空。这敲击是一个暴力与愤怒的手势,英雄的手势,纪念的手势,标志万物皆“空”的手势;同时,它也是一个夸张的手势,它的夸张了减轻了它的严肃性。这支巨大的铁锥在敲击山峰的时候,没有发出轰然巨响,而是发出了玲珑的丁当声:好像是在检验一块玉璧的质地和价值。在象喻的层次,这也是不朽的文学作品发出的声音;这玲珑的回声,证明一部伟大的作品,可以像玉石一样珍贵、永恒:
赖有霜钟难席卷,
袖椎来听响玲珑。

但是这里自然流溢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文雅而机智的才华,一系列的典故,以及步苏轼原诗之韵、对其原诗所作的针锋相对的应答。黄庭坚的声音和任何高级文明中最练达的声音一样是一个复杂的、高度自觉的声音,一个以精致的玩笑开始了一曲挽歌的声音:“有人夜半持山去”。
这里的“有人”,是指那位得到了苏轼所钟爱的“壶中九华的收藏家。能够把一座九华山席卷而去的人当真称得上是一个“有力者”,一个泰坦式的巨人。但是,我们知道这座石山的真正尺寸,因此我们知道“持山”所需的力量乃是一种幻象,是被诗人看透和嘲戏的。在受到珍视的石头、被偷走的山峰和一个逝去的生命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系。我们生活在变化之中,即使是最持久的东西也在不知不觉地迁移。我们也许对很多事物心存眷恋,依依不舍,但是它们的不稳固性会暴露,就像我们发现所谓的“山”只不过是一块可以席卷而去的石头那样。黄庭坚的诗句出自《庄子》中一个著名的段落：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者也。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有力者,在这里可以指大壑之中奔流的涧水,挟走了蒙昧的人藏在那里的小船。但同时这三个字也指一个“有力的人”,一个隐秘的窃贼和敌手,身具大力,不仅可以劫走小船,而且甚至可以把隐藏着小船的山泽一起负之而走一一虽然那也许只不过是一座微型的“壶中九华”。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黄庭坚的诗句,这次我们应该知道该把重音放在哪一个字上了:有人夜半持山去。
山去了,船也去了:这只船,曾经载着苏轼到达湖口,又载着他前往放逐地海南,最后载着他回到湖口,却发现他钟爱的那座山经消失了。终于,船和船上的人也一起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写诗,是一种消遣,因为对人生情深意长,所以下笔不能自休。这种充满感情的饶舌,千百年来在不断地繁殖,谈说产生了诗歌,而诗歌又产生了谈说。当任何读者在一个文本里面听到个活生生的声音时,关于诗的评论便无可避免地诞生了,因为这个读者既然发现有人在对他说话,那么,便自然会感到一种人类所共有的行动,情不自禁地要对这个声音做出回答。
就算是在最好的情形下,这也是一种问题重重的、令人难堪的多情——一种隔着数个世纪进行的对话。诗人们几乎是可以忍受的,我们十分不情愿地准许他们随便发言,但是我们向全世界宣布这种特权只有少数人才可以享受——也许,关于诗人是多么奇怪而孤独的生物这样的故事都只是编来遏制人类开口发言的行动,是为了把音量控制在合适的高度的。但是那些以散文的形式回应诗人的文字——我们不可以太欣赏这样的东西,除非迫不得已,我们不可以加入这种谈笑,如果非加入不可,也得具有合法的论坛所赋予的权威。
为了回应一个文本,我们需要一种语境。漫谈、争辩和善意的嘲弄都是不许可的。我们构想出冠冕堂皇的使命,向公众保证:所有的回应都是为了一个严肃的目的——比如说阐明某种思想,揭示某种深意,建立某种诗歌理论,或者解释某个诗人的作品的某一方面。诗歌评论需要一件权威性的外衣,隐藏其真正兴趣的本来面目。
在中国传统里,另有一种被称为“诗话”的论诗模式,它令人感到很振奋,因为它是散漫而不下结论的。也许,有几位十分严肃的大人先生,会把他们的笔记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作一番编排,但是总的来说,诗话呈现的是对作者想到的任何文本、任何文学话题所作的随意评论。其他文学体裁供人发表目的性明确的议论,但是“诗话”的作者可以对所谓的系统显示绝对的轻蔑。

与此相反,柳枝在听到这首诗的时候,心目中完全没有任何作者的生平背景资料。她显然不认识李商隐,不知道李商隐,让山介绍李商隐的时候只说他是自己的堂兄弟而已。李商隐写这些诗的时候还很年轻,他的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涯还没有开始,他的很多爱情故事——包括这段和柳枝的没有成功的恋爱——也都还是未来的事。柳枝的确对诗人本人感兴趣,但是要想“了解”他,她就必须对如何读诗、如何把传统艳情意象联结为有意义的片断具有更加广泛的知识。如我们早先说过的,柳枝似乎没有把《燕台》诗作为年轻诗人恋爱事件的记录;而这组诗的意象使柳枝觉得在诗人的恋爱中扮演一个角色是可能的。
当然了,我们的柳枝是一个虚构。我们对她的了解是第三手的：通过了让山的叙述、李商隐的转述。不过《柳枝诗序》向我们表示:李商隐对他的诗具有这样的听众/读者感到很自然。
必须指出:《燕台》诗出了名地晦涩,不过不是所有诗歌中的晦涩都属于同一类型。《燕台》诗的难读不是由于大量的典故,或者李商隐其他晦涩难解的诗篇里面那种语意的扭曲。《燕台》诗之难读是因为所指的不确定性、句法的模糊和表面上的缺乏连贯性。但是在某一个语言层次上,《燕台》诗,尤其是《春》,一点都不难懂。它们使用了很多普通的复合词,对任何熟悉吟诗或者唱曲的人来说,聆听起来一定是容易听懂的。李商隐的很多咏史诗、咏物诗,要是没有一个书写下来的文本,大概不太可能被听懂,因为它们使用的典故和词语使一个用耳朵听到它们的人难以仅仅通过声音来辨别文字。但是像《春》这样的诗,听起来恐怕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李商隐当然是博学的,但是我们也可以问一个合法的问题,那就是;他对于他的读者的学识程度有多少期待?多少典故和暗示是他希望读者可以理解的?
李商隐在《柳枝诗序》里告诉我们,读者对这些诗的反应可能是怎样的,以及“应该”是怎样的。柳枝的问题——“谁人有此?”——从字面上来说意味着“谁心中可以有这样的体验?”这些诗被视为诗人情感质素和能力的证明。
柳枝一定听到了一些优美的残片。这些残片触及到中国爱情传统里面常见的情境:失去情人或者与情人分离带来的痛苦。(燕台》诗的破碎感象征了激情的无序性,是叙事性的中断,恰似柳枝梳妆未竟便去抚弄乐器的行为本身。我们会在下文的分析中看到:这组诗在形式上有一种连贯性,可以把支离破碎的叙事串在一起,但是这种破碎的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沉溺于激情而变得心神不定的象征。

比起他同时代的骈文大家的写作来,刘勰的很多章节毫无疑问是笨拙的。他很少能够达到和实现他自己视为美德的“思想和语言完美统一这一幻象。一部分原因是他所操作的概念本身是很困难的;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似乎有两个作者在争夺对文本的控制。

作为一则人物传记,这是一篇十分独特的作品,因为它的大部分篇幅都被期待、尾声、重重叠叠的后果所占据。李夫人的真正生平其实只有寥寥几行而已:现身,得宠,生子,死亡。
人们常常把史家班固(32-92)和他的先驱司马迁进行比较。在近代,这种比较往往对班固不利。司马迁是那种被自己所讲的故事深深感动以致失声痛哭的说书人,但是,深受孔子作《春秋》用含蓄的笔法表示道德判断这一信念的影响,班固献给读卖者的,却是自我意识很强的历史散文。班固因此十分小心地控制笔下的文字,以求控制读者的理解和反应——而这正是他指责于李夫人的地方。班固假装让我们看破幻象,这是一种相当别致的劝谏方式,借助暴露虚伪来创造逼真的写实。

如果这是“空文”的含义,那么,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时刻:它代表了后面有人的文字和后面没有人的文字之间的对立。在《春秋》、《国语》和《孙子兵法》这些例子里,“空文”的说法并非对写作的批评;相反,这种说法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弥补作为平衡。作者们被置于晦暗的境遇,被流放、疏离;写作正是这种疏离和隐藏起到的作用。他们的著作在他们身后流传,使他们“自见”,向对于他们来说属于缺席的读者呈现他们的面目。那么空文——没有作者的文本——同时也是作者得以再现的媒介想到司马迁对于身体的摧残、自我毁灭以及内在自我身份的着迷(看看豫让、聂政、侯嬴、左丘明、孙膑),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个人完全地呈现于世界之前,身体必须首先被摧毁。
就连班固似乎也明白在司马迁的个人神话中,生命与写作之间的弥补性平衡。如果我们在《汉书·司马迁传》里面寻找司马迁完成《史记》之后的生活记载,我们一无所得。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典型、简略而含蓄不尽的陈述:“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在司马迁身后,他的著作逐渐地出现在世间。

虽然豫让永远都不可能臣服于襄子,但襄子事实上代替了知伯,成为能够识别豫让、给予豫让以生命意义的君主。豫让在跟踪襄子方面,就如同他服务于知伯一样地忠诚。

襄子乃喟然叹泣曰:“嗟乎,豫子!豫子之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为计,寡人不舍子。”使兵环之。
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义,忠臣不爱死以成名。君前已宽舍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故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虽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
于是襄子义之,乃使使者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
呼天击之,曰:“而可以报知伯矣。”遂伏剑而死。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

襄子怀疑豫让的第二次行刺乃是为了自己的名。行刺一次、被宽恕一次应该就已经够了。忠诚于主君的士可以被原宥,但是,那为了自己的名而运作的刺客不可以被原宥。这个故事不断地为我们展现内与外、表面与实质的纠葛。在故事的上下文中,豫让的最后要求十分惊人。他既不能杀死襄子,也不能放弃他的企图。是到了结束他的生命的时候了。于是,他要求象征性地剑刺襄子之衣,而襄子允许了他的请求。我们最终看到的不是一个关于刺杀身体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意向和目的纯洁性的故事。开始豫让象征性地把自己放在知伯之子的地位,现在他又把襄子的衣服当成襄子的替身。当他化为那个内在于身体的身份,他也由此获得了构造和结束那给了他的生命以意义的故事的权力。

这里牵涉到的问题,微妙而优美。到底是为知伯报仇更重要,还是“为”一个复仇者更重要?豫让的朋友没有意识到豫让选择的不是简单的杀人报仇,采取一切手段来达到某种目的,而是选择了一种身份:“为”一个复仇者。这里最关键的不是行为,而是身份。
我们在前面说过,在上古世界里,一个人的本性总是呈现在表面上的。但是在战国时代,一个人的本性却深藏于表层之下。这种隐藏的可能性之一,就是像豫让那样,历尽自残与表面的摧毁而始终保持内在的志诚。但是另一种可能性是欺骗:表面是一回事,内里又是一回事。在战国的文本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外表与内在意向的分裂,但是这分裂通常是一种手段,用欺骗和操纵来达到某一目的。豫让可以很容易地做到这一点,利用襄子对他的敬仰与信任实现刺杀襄子的愿望。但是,如果他服务于襄子——第二个识别他的价值的人,他就会背叛他决定成为的那种人。他选择的身份就会变成达成目的的手段与工具,如此而已。如果豫让的主君在世,他也许会要求豫让为他做到这一点,但是豫让的主君死了,豫让的生命不是一个计划或阴谋,而是一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