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提了一些问题，自己试着解决。

1. 美国民主的表现：
面对法国前途未卜的境况，托克维尔远赴新大陆，在那里找到一种民主的最佳表现。

美国的民主社会是以地位平等的民主现实为基础，并受到政府的保护。托克维尔指出美国正是这种民主政府的理想模型。

美国的平等主要表现在财富和学术水平上。在美国没有真正的贵族制，也没有大富，大家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取财富的，且美国废除了英国的继承法，使得财富可以自由流动。在教育上，人人都受过初等教育，而几乎无人受过高等教育，实用主义取向也使得他们无需继续学术，只需要在专门的实用科目努力。

2. 美国民主的原因：部分
1）美国社会的偶然和特殊的地位：地理位置优越，几乎没有邻国，国内地广人稀。
2）法律：
立法权分属两个议会，司法权和行政权分开。
法的精神。
联邦结构，集大小国优点。
只有政府集权，而政府行政权力下放。
新闻自由。
3）习惯和风俗：
清教道德体系；宗教信仰的影响。
公民发自内心遵循内心道德律。
自治习惯；美国公民熟悉公共事务。

3. 民主的弊端：
民主的最大弊端是可能会走向专制。
民主政府使每个人都一样，因此没有了个人的特权，但是同时个人的力量很小，而中央集权的力量很大。政府越来越多地插手公民事务，父权式政府包办一切，人民享受政府的管理，民主社会的人民在这种温和的专制中丧失了自由，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走上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

4. 平等与自由的关系：
“起先，他们想要自由以获取平等，随后，借助于自由，他们逐渐建立起平等，这时却无法很好地享受自由了。”（《论美国的民主》：269）

“他们宁愿在奴役中平等，也不愿在自由中不平等。”（《论美国的民主》：53）

在平等的社会里，人们无法忍受一丁点的不平等。人追求自由，但比起自由，人更愿意追求平等，因此和平等相比，人们宁愿失去自由，一切都听从政府的安排。

他认为这些事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认为它们应该由我们称为政府的那个陌生权力来处理。对他来说,享有用益权就可以了，他的脑子里没有所有权的概念,也不考虑改良现状。这种漠然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出现如下可能：如果某天他的个人安全或者他后代的安全受到威胁，他也不会努力化险为夷,而是双手抱在胸前,等全世界的人来救他。不过，这个人尽管完完全全牺牲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却不比其他人更喜欢服从。确实，他服从一名小职员的颐指气使,但是一旦没有强力的压迫,法律在他眼中就如同一个战败的敌人,他就敢于触犯法律。因此，我们看见他总是在奴性和任性之间摇摆。

当一个国家到达如此境地时，它就必须修改法律,改良民风，否则只能走向灭亡，因为公共道德之源已经枯竭，国有庶民而无公民。

但是，人心也有对平等的变态爱好,即弱者希望打击强者，使强者沦于他们的水平。他们宁愿在奴役中平等，也不愿在自由中不平等。

给社会权力规定广泛、明确而固定的界限；让个人享有一定的权利并保证个人不受阻碍地享受这些权利；保护个人已经所剩无几的独立性、影响力和创造力。提升个人地位，使其与社会平起平坐，并在社会面前支持个人。在我看来，这些就是民主时代的立法者应该达成的首要目标。
当今的统治者似乎只想率领人民去成就伟大的事业。我希望他们多一点考虑去造就伟大的人，少看重事情本身而多看重做事的人，希望他们时刻谨记在心：一个国家如果每个国民都羸弱不堪，那这个国家不可能长期繁荣强大；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哪种社会制度或政治组织能够以一群胆怯软弱的公民来造就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

我一直认为，上层是共和制而其余部分是极端君主制的政体是个短命的怪物。统治者的腐败和被统治者的低能，迟早会使这个怪物灭亡。而对自己和自己的代表感到厌烦的人民，要么会创造出更自由的制度，要么将重新匍匐在一个独夫脚下。

统治者就这样将公民一个个置于自己的铁掌之内，按照自己的心意塑造他们，最后控制了整个社会。他用那些琐碎、复杂、详尽、统一的规章制度交织成一张大网，即使最有才华、最坚强的人都无法挣脱这张大网，从人群中脱颖而出。他不摧毁公民的意志，但是会软化、弯曲、领导他们的意志。他不强迫公民去行动，但是会不停反对公民的行动。他不去破坏什么，但是阻止新事物诞生。他不暴戾，但是让人觉得不舒服、不自在、不愉快。他使人消沉，使人愚笨。最终，他使得所有国民不过是一群胆怯而又很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就是那牧羊人。
我一直相信，我刚才指出的这种平缓、温和、制度化的奴役，会比人们想象的更容易具有某些自由的外表，而且不是不可能在人民主权的背后建立起来。
现代人不断同时受到两种相对的激情的支配：他们既感到需要被领导，又想保持自由。这两种相对的本能，他们无法消除其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就想同时满足二者。他们想到由公民来选举一个单一的、监护人式的、全能的政权。他们把集权和人民主权结合在一起，然后松了一口气。既有监护人保护，又是由自己选出的监护人，如此，他们感到很安慰。每个人都能容忍被系上那根锁链，因为他们看到在那头牵着锁链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人民自己。

我试图想象专制在这个世界上发生时会有什么样的新特征。我看到数不清的相似而平等的人，整天为了追逐一些渺小而平庸的享乐忙碌个不停，他们就靠这些享乐来填塞自己的灵魂。人与人之间是疏离的，每个人都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对于一个人来说，子女和朋友就是整个人类。至于其他同胞，他虽在他们身边，却视而不见；虽触摸到他们，却毫无感觉。他只靠自己也只为自己而存在。如果说他还有个家的话，至少可以说他已经没有祖国了。
在这些人之上耸立着一个巨大的监护性政权，独自保障他们的享乐，负责照看他们的一生。这是一个专制的、深入到细节的、常规性的、有预见性的、温和的政权。它像是父权——如果也和父权一样，旨在让人们做好进入成年生活的准备的话，可它不是。相反，它只希望人们无可救药地永远停留在童年。它喜欢看到人们享乐，只要人们不想别的只图享乐。它心甘情愿地为了人们的幸福而工作，但是它要求成为他们唯一的代理人和仲裁人。它保障他们的安全，预见和满足他们的需求，创造便利供他们享乐，指挥他们的主要活动，领导他们的工业，管理他们的遗产继承，分配他们的遗产，这不是让他们完全不用费心去思考、费力去生活吗?就这样，它使得公民的自由意志越来越没有用处，也越来越少得到使用。它把公民的意志活动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使每个公民逐渐失去自我生存的能力。平等使人养成了接受这一切的习惯，也就是使人们习惯忍受这一切，甚至将这一切看做是一种恩惠。

国家越是工业化，就越需要公路、水渠、港口和其他一些有利于致富的半公共工程；国家越是民主化，个人就越难以实施这样的工程，而国家却是越容易实行。我敢说，如今一切统治者所表现出来的明显趋势是独揽这些工程，从而使人民的依赖性日益加强。

在民主国家，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一定是单一的中央政权。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中间权力。这一点，对于借助暴力革命而使平等原则获得胜利的国家尤为适用。革命的暴风骤雨将领导地方事务的阶级一扫而尽，而剩下来的不知所措的大众，既无组织又无习惯来管理好这些事务，这时，人们便发现只有国家才有能力管理好一切大小事务。可以说，中央集权成为了一种必然的事实。
对于拿破仑独揽一切行政权的行为既不必褒扬也不必谴责，因为在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突然消失之后，这些权力是自动落入他手中的。他当时如果拒绝这些权力，几乎会与获取这些权力同样困难。美国人就不曾感到有这样的必要，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从一开始就自己治理自己，从不需要请国家做他们的临时监护人。
因此，中央集权在民主国家的发展，不仅受到平等的发展程度的影响，也受到平等建立方式的影响。

在平等时代，人人都没有援助他人的义务，人人也都没有获得他人重大援助的权利，因此每个人既是独立的又是弱小的。这两种不应分开而论，也不应混为一谈的状态，造成了民主国家人民的矛盾性格。他们的独立性，使他们在与自己平等的他人交往时充满自信和骄傲。而他们的弱小，又使他们时不时感到需要他人的援助，可他们却不能指望任何人给予他们援助，因为大家都那么软弱和冷漠。陷于这种困境，他们自然将视线转向那个在个人普遍衰弱时唯一能够岿然屹立的强大存在。他们的需求尤其是他们的欲望，将他们不断引向这个强大的存在。最后，他们视这一存在为软弱的个体所能求助的唯一而必要的靠山。
由此可以理解民主国家经常发生的现象：人们内心不服从管理，却又能耐心忍受长官的指使，显得既傲慢又顺从。
随着特权逐渐减少和缩小，人们对特权的憎恨却日益加深，因此可以说民主的激情在最难找到发作对象的时候反而更加猛烈。我在前面已经解释过这种现象的原因。当不平等无处不在时，最大的不平等也不刺眼；而在人人都趋于平等之时，一点微小的区别都会引起不快。平等越是臻于极致，不平等的现象就越是令人无法忍受。因此，追求平等的热情自然随着平等本身的发展而加深，而在这种热情得到满足时，平等又得到了发展。
民主国家的人民对于特权所怀有的这种日益强烈的根深蒂固的仇恨，极大地促成了将一切政治权利集中在国家的唯一代表手里。统治者毋庸置疑地必定高于全体公民，却不会引起任何公民的嫉妒，因为每个人都认为他让予统治者的特权是剥夺邻人的特权而来的。

可以诚实合法地追求物质财富，然而一旦人们陶醉其中而不能自拔，就要担心他们最终是否会荒废人在精神领域更宝贵的能力，也要担心他们一心想着改造世界，最终是否会使自身退化。危险正在这儿，而不在其他地方。
因此，需要民主国家的立法者和生活在民主国家的正直而有文化的人，通过不懈努力来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把人们的灵魂引向天堂。所有关心民主社会未来的人都必须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持之以恒地在社会上传播对不朽的爱好，培养人们的崇高感和对非物质享受的热爱。
在一个民主国家各种各样的观念里，如果出现了几种宣扬灵魂随肉体毁灭而毁灭的有害理论，那就要将宣扬这些理论的人视为人民天生的敌人。
唯物论者的很多论调让我反感。唯物论在我看来极为有害，唯物论者的狂妄也让我生厌。如果他们的学说还能对人有点用处，那大概是它能使人谦卑地看待自己。但他们的言行却丝毫未能反映这一点。当他们自以为论据充足地证明了人只不过是兽时，表现出来的那股傲气就好像他们证明了人是神一样。
不管在哪个国家，唯物主义都是一种人类精神的危险疾病。但它在民主国家尤其可怕，因为它和民主国家最常见的人心之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民主制度助长对物质享受的爱好。这种爱好一旦走向极端，就会使人们以为一切都只不过是物质。反过来唯物主义又会使人疯狂激烈地追求物质享受。这就是民主国家容易陷入的恶性循环。让民主国家认识到危险，对自己加以约束是有好处的。

无论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政治体制有多么民主，每个公民都始终会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受制于人。而且可以预见的是，他们会一直盯着这个方面。当不平等是一个社会的通行法则时，最大的不平等也不会引人注目；而当一切都几乎平等的时候，最小的不平等也会让人难以忍受。正因为如此，平等越是普及，对平等的渴求就越是难以满足。

我在周围只看到一些人似乎天天都想通过自己的言行来教导当代人：有用的东西从来不会是不道德的。为什么就没有人反过来教育人们：道德的东西也可能是有用的！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权力能阻止身份的不断平等将人类精神引向功利和使每个公民走向自我中心主义。

美国的道德家们并不宣称应该为了同胞牺牲自我，因为这样的牺牲是伟大的；他们大胆宣扬的是，这样的牺牲无论对牺牲者还是受益者都是必要的。
从前蒙田说过：“我选择一条笔直的道路，不是因为它是笔直的，而是因为我凭借经验知道这样的路通常是最好走、最有用的。”
因此，“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la doctrine de l’intérêt bien entendu）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但是在当今的美国，这条原则得到广泛的承认，无处不得到体现：在一切行为和一切话语的背后都能发现这条原则在起作用。不管是从穷人还是从富人那里都能听到这条原则。“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是一个不怎么崇高，但清晰而有保障的原则。它并不试图达到宏伟的目标，但是只要是它想达到的目标，总可以不费太大力气就能达到。它是任何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理解的，所以人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学会和掌握。由于它切合人的弱点，所以不难对人产生巨大影响，而且也不难将影响保持下去，因为它通过个人利益来控制个人，并且掌握能对激情产生刺激作用的因素，因而能够引导激情。
“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并不产生伟大的献身精神，但是它鼓励人们每天做出小小的牺牲。只依靠这个原则无法造就一个具有崇高美德的人，但是它却可以养成大批温和节制、遵纪守法、深谋远虑和严于律己的公民。它虽然不是让人直接依靠意志去修德，却能让人不知不觉地依靠习惯养成良好的德行。
如果“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完全统治了道德世界的话，杰出的美德可能变得罕见。但我也认为，到那时候，怙恶不悛的恶行也将更为少见。“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可能阻止某些人大大超过人类的一般水准，但低于平均水准的一大群人一旦了解这个原则便紧抓不放。就某些人来说，这个原则使他们的水准下降了，但就整个人类而言，这个原则提升了人类的整体水平。

要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在失去单独干大事的权力之后，又没有获得集体干大事的能力，那么这个国家很快会陷入野蛮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