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好比“注水”，“如球入穴中，灌水浮出”，这意思就是说注释的作用就是疏通字义词意让读者把诗读懂。可是，这样的注释总会给人重复的感觉，仿佛千家注释都是一张面孔，这是没办法的，比如说前人已经说了一加一等于二、太阳就是日头，你也只能说等于二，是日头，要是硬说一加一等于三太阳是月亮，无异于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少不得被人讥笑，在相同的诗里作相同的注难免大同小异。其实为了核实注释是否无误，我翻阅过不少资料，可这种工作大半只是给别人的注释当了一次证人，证明他没犯错误而已，因为别人也不是不学无术，即使别人一时疏忽被我查出了少许错讹，我也只能悄悄改正，不可能叫别人对簿公堂或张榜公布，于是，注释好像难免雷同。

诗选其实常常是把诗歌“再经典化”的过程，现在人知道的唐诗，大多反复总是那几百首，这就是千年来不断有选家“披沙拣金”的结果。开始有些不服气，自己觉得总可以另辟蹊径，找到一些不曾入选的作品来表彰，可在写唐宋文学史和选注唐诗的过程里，当我真的把《全唐诗》里的诗人一个个看过来之后，尽管心存一个有意立异的念头，却没有多少真正的新发现。（新序P4）

选诗是一桩吃力的工作。所谓“吃力”是因为此前唐诗已经被选了不知多少次，从唐代人自己就开始披沙拣金，至今还留下了十种“唐人选唐诗”，自从《全唐诗》编定以后，选家都能很方便地从四万八千九百来首唐诗中一一翻过，即使加上今人编辑的《全唐诗外编》，翻个一两遍也并非难事，大抵选诗的人都不是瞎子，鉴定水平与眼力纵然有高下也相去不远，即使偶尔打盹漏掉几首，其他选家也会补选进来，所以在这么多唐诗选本之后再来选唐诗很难花样翻新，就算你再细心筛选，也只是在他人掘过的番薯地里拣漏，拣到了剩番薯个头也不大。（旧序P2）

我那时对古典中国诗歌的语言形式很有兴趣，过去，很多文学研究者对于古诗的解读，常常是用印象和感悟的方式，配上一些充满象征性的比喻来传达自己的体会，这种方法就好像“嚼饭与人”，使读者不是在读诗的本身，而似乎是在些读那些读诗者的联想或感悟，不免就被“隔”在了诗歌之外。（新序P2）

唐代诗人历来是被评头品足的对象，各种诗选也对他们多有评介，可是过去的评介总会犯两种毛病，一是评介差不多成了“光荣榜”上的模范事迹，泛而又泛的简评堆砌了一些虚文客套，即使谈及其缺陷也常常使用一个“当然了……”夹在中间作转折，既缺乏诗史意识却又博得了“公正”与“辩证”的外貌，二是在谈诗歌艺术特征时总是爱翻来覆去地用那几个印象式的象征主义词眼，这些只会不可盲传的词尽管“放之四海皆准”，却常常弄得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因为它们似是而非的语义可以称得上“千转百变”，随人怎么理解它都能对此点头微笑。如果选注者要偷懒取巧，那尽可以大抄特抄并把“天下文章一大抄”那句老话借来自我安慰自我解嘲，可是选注者若想认真，就不免多费周折甚至自找麻烦。（旧序P2）

至今我手头还保存着那时看书留下的两个笔记本，上面整整齐齐地钞满了各种各样可以用来互相比照的诗句和评论，例如，在注释杜甫的“独树花发自分明”一句时，为了说明诗人何以要用“明”来写花的艳丽和灿烂，当时就收集了李峤的“岸花明水树”、钱起的“高花映竹明”、朱庆馀的“孤花晚更明”、苏舜钦的“时有幽花一树明”、郑獬的“五月榴花照眼明”、陈后山的“水净偏明眼”、陆游的“频报园花照眼明”、朱熹的“五月榴花照眼明”等等，打算对诗歌里面用“明”字来形容“花”之灿烂的各种方式作一个注解和分疏，只是因为这一首杜诗后来并没有选入，这些材料也就被放弃了。这大概就是当年做注释的基础。经历过这样的选和注，渐渐地也就明白了前辈的广征博引，既非“炫博”，也不关“记性”，其实，那都是苦苦翻书得来的。后来，读到影印出来的钱钟书先生《宋诗纪事》的批校和读书手稿，也果然印证了我的这一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