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引李仲蒙说赋比兴云: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
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
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
意即无论是赋,是比,或是兴,均有“物”与“情”两字。记的是物,却是言情,所谓托情、起情、言情,就是融情入景,故(诗)三自者,实即写物打情之小量中国人的值方法是叙物、索物和触物,不但(诗经》,即屈原之《楚辞》及汉时十邹阳之辞,比物连类,也都是用这比兴的方法。

朱子又说:“风大抵是民度之作,殖是朝廷之诗,颂是庙宇之诗。”即是说,“风”是社会的,“雅”是政治的,“颂”是宗教的。

文学是一种灵感,其产生必自内心之要求。从东汉时代到三国时代,其人情、风俗及社会形态都不同了,故思想、观念、信仰及追求之目的亦都不同了,故文学亦变了。

吾人如要讲文学之变化,须先明白文学的本质;文学史是讲文学的流变,即须由史的观
点转回来讲文学的观点。

到了清代，够得上称为第一流作品的便是《红楼梦》。
《红楼梦》与《水浒传》有其不同之点：《水浒传》是粗线条作风，是活的文学，即是由绘声绘色的演说笔记整理而成。《红楼梦》却是闭门写作的，描写十分细腻，但并不是活的演说笔记。《水浒传》是针对社会活生生的描写；《红楼梦》虽然亦可说描写得活龙活现，但不易用演讲加演唱来表达，因《红楼梦》这本书中多的是诗词歌赋，故无法演讲加演唱。《水浒传》却一举一动均可演讲，故京剧中采取《水浒传》中的材料来演唱的很多。《红楼梦》则是规规矩矩的，属于西洋文学派头。
《左传》 《庄子》 《离骚》和《史记》亦是活的，切实的，有用的，方便为智识分子上层用的。
《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起源是演说歌唱，亦是有用的，但为社会普罗大众所欣赏，可演讲，可演唱。
至于《三国演义》 ，亦是演讲的，故称为“演义” 。《红楼梦》则非演义，是写给人看的，事情少，是文胜于事。
 
中国应以传奇戏曲为正宗，以笔记小说为旁支。这是事实皆然，非我个人所独创。

屈原作的叫文，属于韵文，是纯文学；太史公作的叫笔，属于散文，非纯文学，“章” 是文章， “回” 是 “会” 也，即每次有集会之意。自有《水浒传》后，此后最著名的章回小说有《三国演义》 《西游记》等，但只有《水浒传》才够得上称为第一流的水准。
清初金圣叹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他评定“六才子书” ，四部古典，加上两部后来的书，评为天下才子必读书。四部，即《离骚》《史记》《左传》及《庄子》，合称“左、庄、屈、马” ，这四部中有传，有子，有辞和史，只有《楚辞》是纯文学，但中国人有时均把上述四部书当成文学看。
所谓“文以载道”，《庄子》这书是讲道，《史记》《左传》是记事，但亦可说是道，因各有各的说法，都可说是在说其道，例如，英国人说是“通商战争”但吾人则称为“鸦片战争”，故这篇历史记事仍是文以载道。所以从前人在脑中的印象均认为屈原、司马迁都是文学家。
还有两才子书是《水浒传》和《西厢记》。《水浒传》是章回体小说，是演说类；《西厢记》是表演的，是歌唱类。金圣叹评此两书极佳。

我认为用白话文来抒情是不容易的，由于白话不太能表情之故，所以我说： “白话无施不可，惟不宜抒情耳！”
中国人以诗为戏，散文作得好是可以抒情的，但用白话抒情的则不易见到有好文章。
中国用文言文抒情，可能已达到最高境界，此乃西方所无。
中国的戏是动作舞蹈化，讲话音乐化，化妆绘画化，集三者于戏剧上。
中国的人生在诗中表现，诗落实下来则为散文；西洋人生在剧中，落实表现则成小说。
中国文学史讲到这里，诗文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正宗，这是客观的讲法。《水浒传》《红楼梦》等只是消遣的读物。
 
文章有体有用，今日可用白话文描写的文体太少了，只有小说、戏剧、书信、新闻稿及论文等类而已。
 
共产党的文章长于说理，但文学方面的水准不够，即是说文章没有温情与性情。因文学要靠有温情，热情与冷情均太过了。
中国近数十年来一直搞纯文学的，可说只有鲁迅一人，但他的尖酸刻薄体裁是否可留传后世，则是一大问题。
文学在今天已到了非创造不可的时代，全世界都已没落了，英美在今日也已没有大文学家出现。

五四提倡白话文后，再无文学可讲，大学只是讲语言、甲骨文和人物作品的考据，大学里就没有文学了。在文学系里听的只是语言、文字与考据而已。三十年来至今，已危险了，致使今日青年已无国文根基。

大体来说，宋词继承唐诗而来，元曲又继承宋词而来，接着又由元曲演变为戏剧，如有明代的昆曲，到了清代，又有京剧崛起，于是在中国文学史中，这小说与戏剧便占了一席地位。虽然京剧这个戏曲，也是一代接续一代而成。而且京剧之造成，还含有《诗经》的元素，因为《诗经》的“风、雅、颂”，在当时是有演有唱。所以中国文学是代代相传、一脉相承的。
同时我们也不能以为，今日中国自五四以来因有人提倡有了新文学，便认为京剧及以前那些文学都是旧文学，应该弃旧迎新那是十分不合理的。也不能因为新文学是与西方文化接轨的，而认为值得重视，而旧文学就都是古老腐旧之物。这确如有了子女，便把父母抛弃不顾。中国传统文学自有其一套生生不息的活的永恒的生命。

后来再由一人的自弹自唱，而变成了说书、清唱与弹词，嘻笑怒骂，出口成章。到了明代末年，这一类的活动极盛。然后从这条路演变下来，换了一个方式，即变成出现了章回小说，此即由 “说书”变来。有所谓“武十回”“林十回”，是讲的武松、林冲的故事，故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押后语。在施耐庵写成《水浒传》前，这类说书在当时已经传诵极广了。

(二) 中国文学中的小说发展起因是：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其中从佛学经典中演绎出来的佛教故事，如讲述释迦牟尼一生的经历，实是一篇很长的韵文故事。又如《百喻经》，是用各种比喻讲道理，即是在佛经中有很多神话与故事，即使最庄严的《维摩诘经》亦有神话，《楞严经》亦然。宗教是社会性的，是属于普罗大众的，更要求普遍化、通俗化，以便宣扬佛教。又如敦煌的佛教卷子中亦有说故事的，如 “目连救母”，后来用作宣卷之用，每句七字，是有韵的白话故事体。即使如道教，也有这种说故事的文体。
 
由于以上两大原因，促使唐代写小说文体大为盛行，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正式的文体。
 
到了宋代，流行一种用鼓配合敲打来说故事的诗。陆放翁作诗道：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接着又从说故事演变到有《琵琶记》。可以说，宋代从用白话韵文演变成平话，接着又有了章回小说。

唐代之所以能把小说这个文体发展起来，搞得红红火火，其原因有：
(一) 唐代是科举社会，人人要去京城考进士。此种投考是政治上给予考生的唯一出路。张生便是去京城赶考者，在途中遇到崔莺莺。全国书生可到中央考试，不分阶级，一律平等；但评卷有一规定，考生除了参加临场考试外，尚可携带其平日的作品成绩，给前辈进士出身的中央名学者观看，称为“温卷” 。目的是让前辈们看了可以对此考生为其作品加以揄扬，使考生考前有了名气，让考官对其有好印象，便易上公榜了。进士考的是诗赋，让前辈看的旧作品难免使人感到枯燥，使人厌烦。因此，考生们事先创作了小说体裁的传奇故事，使前辈们翻看时当作消遗之用，并且容易引起前辈们的兴趣与好感，俾便考前给予好评。因此创造出《虬髯客传》一类的小说传奇。前辈们看的只是考生们的文笔如何，于是考生竞相创作富有趣味和刺激的小说体裁作品，以便科举考试顺利成功。
 
这是唐代开创中国散文体中，小说发展的重要来源，虽然这动机甚为无聊，但西方荷马等史诗实更为无聊，他们起初只是随街演唱的歌谣而已。

因此，中国古代有故事、神话、小说和笔记，但这些都并非文学，严格来说，可以进入文学史的小说，要自唐代开始，且以《太平广记》为代表。
《太平广记》全书的内容，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可说是唐代的小说大全。凡欲研究中国社会史、宗教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等问题者，均可参考此书。全书有五百卷，但其中有部分材料并不十分可信。

小说戏曲这一类文体，在西方算是正宗，在中国则不然。
中国的文体是由诗到词，再由词到曲，由曲到传奇、戏剧，如此演变下去。至于神话、故事则是任何地方都有的产物，中国古代已有，但早前未形成文学而已。在西方则由神话、故事而有文学。中国之所以当时没有形成文学，是由于文化背景之有所不同所致，吾人不能用批评，只宜从历史、文化中去找答案，才能说明中西为何有异。
我们中国人在文学方面所用的精力，并不把它放在神话、故事上。这原因是由于中国版图疆域广大，难免有了众多地方性，如齐、鲁在泰山两边，风土人情各不相同，而中国人认为要创造一套超越地方之上的文学，因此提倡雅而除去俗。但埃及、希腊等外国地区因其国土狭窄，故地方性的神话、故事特受重视。
由于中国古代的子产、叔向等人物思想观念广大，看不起地方性的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而偏重于超越地方性的合作与联合。而西方则是不主张也不可能合作的，即无法在国与国之间作出团结，即使英伦三岛亦无法合作。
中国的文字已是统一的，与西方各国之间用不同文字有别。
中国并不重视神话、故事等地方性的俗文学，而重视的则是《诗经》《楚辞》。

此外，金元时期还有一种散曲，是一种乐曲的曲词，是继诗、词以后衍生出来的新诗体，成为元代一种独有的诗体，足以与唐宋的诗、词分庭抗礼。此种似诗体的散曲，可分为“小令”与“散套”两种，其分别只在于前者用单一曲子组成，后者则用数支曲子组成；至于词的典雅或奔放，则悉随尊便。例如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道：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又如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
还有后期散曲作家张可久的《人月圆·春晚次韵》。
这些散曲，写景状物，词都是清丽可嘉、雅俗共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