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案也进一步加深了肯尼迪与斯卡利亚之间的分歧。两人出生日期只差几个月,被同一位总统提名进入最高法院,且中间仅有一年之隔;这对在同一时代的法学院读过书,还曾一同结伴熳跑的老伙计,过去仅有几次意见相左,但是,对斯卡利亚来说,后布什诉戈尔案时代的肯尼迪已与他渐行渐远。事实上,肯尼迪在劳伦斯案中的判决意见,几乎囊括了现代宪法中所有令斯卡利亚深深厌恶的观念。与罗伊诉韦德案
一样,劳伦斯诉得克萨斯案的判决基础也是“隐私权”,一项斯卡利亚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的权利。肯尼迪还用很大篇幅讨论了凯西案。1992年,他通过与奥康纳、苏特的秘密联合,造就了这一里程碑式的案件,他亲自撰写的一段话后来曾被反复引用:“这些问题涉及人一生中所能做的最私密的选择,与人的自主和尊严息息相关的选择它们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的中心。自由之核心,是个人对生存、生活意义、宇宙乃至人类生命奥秘的概念进行自我界定的权利。”斯卡利亚在为劳伦斯案撰写的异议意见中嘲笑了肯尼迪在凯西案中那段话,称之为“那载有美妙生命奥秘的著名段落”。

那些毕生致力于这一目标的人们,当然理解眼一的意义所在,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最高法院的旁听席上,到处是喜极而泣的男男女女,在最高法院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这样一幕。

“我们批准了调卷令申请,并考虑了其陈述的宪法主张,包括鲍尔斯诉哈德威案是否应被撤销的问题,”他说。随后引用了判决意见中的一段话:“当前的问题在于联邦宪法是否将同性性行为视为一项基本权利。”围绕这一问题,肯尼迪阐述道“这显然是一种贬低,如同我们说婚姻的内容只是做爱是对已婚夫妇的贬低一样。鲍尔斯案和本案中所涉及的法条,无疑是禁止一种特殊性行为的法条。但它们的惩明的,有着更深远的后果,涉及人类最私密的行为性行为—与最私密的处所，家。这些法条试图控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恰恰是一种公民可以选择,而不会被当作是罪犯惩罚的自由。”他接着说道:“这个国家,被宗教信仰、对权利与可接受的行为念,以及传统家庭的尊重而形塑。对许多人来说,这些并不是微不足道的,而是地心深处深沉的信念,是他们据以决断自己人生道路的伦理和道德原则。”这段内容其实是肯尼迪对自己信仰形成过程的“夫子自道”,但是,他接着指出,人们不能单凭内心信仰,就认为宪法应指引所有人的行为。

布什诉戈尔案的悖论就在于,大法官们用判决把总统职位送给了一个保守派,却让最高法院转向近年来最自由主义的方向。

大法官们都想把布什诉戈尔案抛在身后,重新开始日常工作。三周后,斯卡利亚和金斯伯格按照以往习惯,携各自家人同贺新年。布雷耶特意请许多内心失落的自由派法官助理吃了午饭。在人声鼎沸的饭店里,布雷耶不得不扯着嗓子说话,他勉励这些年轻的法律人对最高法院保持信心,坚信他们的主张总有一天会被人们重新认同。奥康纳一直回避讨论这个案子。肯尼迪则一直装着对这整件事并不在意。
惟有戴维·苏特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内心粉碎了。他与其他同僚根本不是一类人。这倒不是因为别人都有直系亲属,其实,他们在法庭之外的生活也和他迥然不同。他们参加晚会或会议,发表演讲。他们融入了华府的生活,可以对周边任何事冷嘲热讽，甚至对最高法院的工作也是如此。对司法中的艰难困苦,其他大法官可以依凭世俗生活摆脱,而后继续前行。但苏特做不到。法官职业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真心相信司法的独立性是法治的根本。而布什诉戈尔案的判决,简直是对这一传统的嘲弄。某些同事的党派偏见过于赤裸裸,其行为也太过明目张胆,苏特想,或许自己不能再与他们共事了。
苏特严肃地考虑了辞职问题。许多时间里,他一直不确定自己是否还应该留在大法官的位置上。在诸多密友的殷殷劝告下,他最终还是选择留下,但他对最高法院的态度已和过去截然不同。有段时间,每当戴维·苏特念及布什诉戈尔一案,都会忍不住怆然泣下。

虽然形势已是阴霾一片,但人们还是见到了一抹亮色。约翰·保罗·斯蒂文斯的高尚、清醒与雄辩,为最高法院挽回了些许尊严。在大法官当中,斯蒂文斯向来以思维缜密、逻辑严谨、注重判决的一致性与合宪性而著称。他在位于劳德尔堡的家里为自己的异议意见写了一段结束语,这段话用来作最高法院历史上这遗憾一幕的铭文可谓再合适不过:“本院的多数意见,只会使人们对全国法官工作的评价从充满信心变为悲观失望。法治的真正支柱,在于人们对司法体系的信任。时间总有一天会愈合今天的判决给这一信任造成的伤害。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或许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到底谁是今年总统大选的赢家,但最终输家却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这个国家对
法官作为法治公正的守护神的信任。”

斯蒂文斯以他特有的兼具韵律与文采的散文体写道:“通过阻止合法选票的点算工作,多数方今天背离了最高法院在历史上直恪守的弥定珍贵的司法克制三原则。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尊重各州最高法院的意
见。在相关问题很大程度上涉及联邦政府另一分支的事务时,我们向来尽量缩减司法权限,慎重运用司法权力。当涉及联邦宪法性问题的案件还在审理期间、尚未完整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从来都谨慎地拒绝发表任何意见。多数方的行动是不明智的。”
斯蒂文斯坚持认为,重新计票绝对不会构成什么“难以弥补的伤害”而这正是紧急禁制令所意图阻止的。

莫康纳在偏远的西部大牧场学会了什么,那就是自强自立。一个人无权因为自己的错誤归咎于任何人和政府。她深信佛州这场争议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一些人因为没弄滂正獍的投票方法而投错了票。苦苦思考那些模糊选票的确切含义,绝不是选举官员应做的工作,当然也不是法院该干的事情。如果这些选民不愿为学习如何正确投票费心愿,州也没必要弄清楚这些倒霉鬼们到底想选谁。至于佛州最高法院,奥康纳把那里的大法官完全看作一帮民主党政客。

时间已经临近中午,肯尼迪开始对自己的意见作最后的修改,奥康纳对肯尼迪提出要求她希望法院意见不要搞什么权利创新,更不要弄出一套选举新规则来。
肯尼迪的回应,却是在意见内附加了一句臭名昭著的话。事实上,这句话浓缩了最高法院在这个案子里犯的所有错误。“我们的考虑仅限于当前情况,”肯尼迪写道,选举过程中的平等保护问题常常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形。”换句活说,这份意见没有反映出任何法律原则,倒是让最高法院看起来更像是在什帮忙。尽管肯尼迪意不在此,但他所写的内容偏偏就流露出这个意思。也难怪人因此认为最高法院在2000年大选中的表现极其拙劣。本来,最高法院的职能之一就是借助判例,确立可供普遍适用的原则。但肯尼迪那句话却相当于承认,布什诉就案的判决没有确立任何一般原则惟一做的事就是指定了获胜者。此外,这句引发了人们对本案多数方真实动机的质疑。

（杰克逊）他写道,接下来,他写下那句最为著名的判词:“如果在我宪法的星空上有一颗不变的星辰,那就是,无论是在政治、民族主义、宗教,还是其他舆论问题上，任何官员,不论其职位高低,都无权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也无权用言词或行动来强迫公民表达他们的信念。如果有什么情形允许这一例外,那么,我们现在决不允许它们发生!”

奥康纳写道:“必须澄清这个至关重要的区别,政府认可某一宗教的言论是禁上确立宗教条款所禁止的,而个人认同某一宗教的言论,是受言论自由与信教自由条款保护的。我们认为,这群中学生已经足够成熟,他们会发现学校之所以不认同或支持他们的言论恰恰是因为学校把前述区别混作一团。”最高法院声称,公立学校的学生们乐于主动开展宗教活动,这并非源自教师或官员的鼓动,福音派学生及其家长也不愿接受这样的鼓动。

对奥康纳来说,中间温和派路线曾是她的司法理念。
她在最高法院内散步时,经常去数那些漂亮的金属灯柱。“看这些灯柱的底部,”她曾说,“下面都由海龟图案环绕,它们托起整个灯柱。这就像我们最高法院。缓慢又顽固,但从不轻易偏向任何一方。”奥康纳笃信,稳定如一即是美德,她自己也正像一只海龟,背负着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缓步向前。

最高法院面前只有两类案子。堕胎案是一类－－其他全属另一类。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堕胎问题都是最高法院的核心法律议题。它决定了大法官们的司法理念，也直接主导着提名与确认程序。对堕胎问题的不同态度，几乎成为划分民主党与共和党的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