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铜器铭文记载的年代弋中,凡是西周的年代全部都以周王的年号来记录。诸侯的年代似乎是在春秋时代才出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即使从青铜器铭文的状况来看,也几乎没有关于西周
时代诸侯方面的年代记载。
商王朝则与西周不同,几乎没有发给诸侯国任何刻有可以反映其系谱的青铜器。因此,除了使用汉字的商王朝以外,诸侯的系谱完全没有遗留下来。
再往前追溯到夏王朝,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夏王胡的系谱究竟是怎样留下来的?如果夏代有汉字的话,那有可能是商代继承了其记录。然而,让人非常在意的一点是,在商代前期和中期的城市遗址中,至今还没有任何汉字文献出土。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研究夏代的城市,但都没有发现任何汉字或者其他文字。

汉王朝继承了秦的统治,将战国时代多个特别地域的独特性统统抹杀。他们挖空心思擦去战国列国的独立色彩,只将周王朝放在了特别的位置上进行论述。在汉代人的史书中,他们继承了周王朝的天下,同时也展示了汉王朝的独特性。于是被继承的周王朝也必须和自己一样成为统一天下的王朝。被周王朝推翻的商王朝,以及商之前的夏王朝也必须是统一天下的王朝。

……“层累说”……这种观点认为传说的年代经过后世的不断累加,在时代愈后的史书中,其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
因此,如果我们介绍那本是那样,这本书里是这样,按一加一再除以二的方法进行说明,后世累加的东西会以一种奇怪的状态,变形之后再保留下来,也会变成一种非常奇怪的解释。

就像这样,战国时代出于各国的需要,周王朝的王名就这么被人随意地模仿使用了。其结果就导致周王朝原本清楚的史实变得晦涩模糊。于是历史记载就变了,周公旦的子孙周公与召公奭的子孙召公共同摄政的时期就成了共和时期。《史记》里面记载的就是这样的内容。
这虽然不是事实,但却堂而皇之地成了我们古典修养的基础中的基础。也正因如此,到了近代才出现“共和国”一词,而这个词语中所包含的是历代知识分子论及周王朝时的理想。

有无“东亚册封体制”中的“册封”就成了一个问题。所谓册封,是指皇帝将周边国家作为自己的臣国,并加以排序来确认双方关系的一种行为。因此如果不在中国皇帝的统治下对双方关
系进行确认,则不能算是被册封。然而这也是很容易被误解的地方。史官在编写中国皇帝国家的史书时,不管实际上对某国有无册封,史官都会给这个国家排个序,顺带写上几句,好像双方都已经确认册封关系了一样。

全书还体现着一种新的视角,即上面所提到过的“文化地域”。平势先生说,传统观念中认为夏商周三代曾经都是统治天下的王朝,不符合事实,是后世的虚构。他认为,“天下”包括若干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虽然每个文化地域的范围随着时代变化也多少有些扩大或缩小,但是基本的范围是固定的。夏商周三代王朝统治的疆土基本上也只能算是一个文化地域而已。虽然也有通过陪都之类的方式将统治区域扩张到其他文化地域的情况,但是基本上一个王朝统治的是一个文化地域……

中原地区的韩、魏、赵流通的布币是从农具的形状而来。山东的齐国与河北的燕国流行的刀币是从刀子的形状而来。楚国流行的是小型青铜块蚁鼻钱(形状像蚂蚁的脸)。秦国流通的是圆形方孔钱。
这些钱币都有个共同特点,即都带孔,方便打包称量,或是做成比较容易识别的形状。而将多个钱币打包称量的方法在破除国家间壁垒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方法淡化了货币的形状差异，在某种意义上统一了各国货币。因为不管你手持哪个国家的货币，交易时的标准都是重量，而不是形状。

宋代郭忠恕编撰的《汗简》以及同时代夏竦编撰的《古文四声韵》,都是介绍特异书体的文献。这些异体字常常被好事者用来炒作,或者被用于制作佛教、道教的护身符等。但是这些异体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却受到了世人的瞩目,因为简化字改革(这也是严格的规范化的一种)参照的便是这些字。
在竹简出土时,人们曾经最为烦恼的是许多字根本不认识。关于战国时代书体的知识也都已失传。但是有些曾经参与过简化字改革的专家发现了《汗简》及《古文四声韵》的价值,因为这两本书中的异体字保存了许多战国时代的书体。于是,根据这些书体知识,竹简的解读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可以说,《汗简》和《古文四声韵》是一把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

《左传》采用了木星纪年法,也就是利用木星大约每十二年运行一周天的特征形成的纪年法。从木星的位置来推测,当时处于公元前353年到公元前271年这83年间,所以木星纪年法应该也是在这83年间创设的。这也正是“大一生水”传说形成的时期。
《左传》中也隐约可见利用周易八方位进行原始分析的影子这也与根据木星方位推测出的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是吻合的。
木星纪年法的使用,意味着当时的天象观测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以木星纪年法为基础,又形成了新的历法。在前面也曾经说明过,从某年冬至到次年冬至恰好经过365又1/4天,76年便是940个月总天数是27759天。这76年间,每月平均天数为27759/940日也就是29又499/940天。如今我们所说的一年(一太阳年)大约是12.368个月(940月/76年)。
关于历法的详细计算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对于诸子的理解,可以说是将“分栖共存”运用到官僚制度当中进行论述的典范。他们认为诸子论述的对象是互不重复的,因而得以共存。
刘向、刘歆的观点在宫中的藏书目录《七略》当中有所体现,之后被《汉书·艺文志》继承下来。在汉代以前,一般将诸子总结为“十家”,《艺文志》将这十家做了进一步细分,形成“诸子一百八十九家”。这十家指的就是:儒家(司徒之官)、道家(史官)、阴阳家(羲和之官)、法家(理官)、名家(礼官)、墨家(清庙之守)、纵横家(行人之官)、杂家(议官)、农家(农稷之官)、小说家(稗官)。
……
在上述十家当中没有提及兵家,《汉书·艺文志》认为兵家是出自掌管军队的司马之职,而数术者则是出自“明堂(举行仪式的地点)羲和(如上所述)史卜(掌管礼仪的官职)之职”。

无论是作为《短长书》、《国事》的阶段,还是被《史记》记载的阶段,或者是作为《战国策》归纳的阶段,都附加了传说在开篇说明中。
没有在开篇说明中附加传说的材料现在也有出土。那就是湖南省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如果在收录于该史书中的各个传说的开头另行加上总结性的前言,便会变成
《战国策》的文章风格。
《战国纵横家书》中还有一些故事没有被《战国策》采用,这也成为学者们讨论的话题。

秦国把楚国历法楚正(将现在的公历11月份左右作为正月)、以及夏朝历法夏正(将现在的公历2月份左右作为正月)加以融合,形成了新的历法(月份按夏正,新年从10月开始),通过这些形式等,同时继承了楚国和夏朝的正统。

《春秋》是将之前的各诸侯国编年史书加以整理而形成的,于是孔子在整理的时候便在内容中贴上了“爵位”的标签。
爵位的先驱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股商也有不同说法的爵位。按照西周的爵位分类,城市国家的首长称为“侯”,特殊的“侯”称为“公”。各城市国家都有从属于自己的小城市和村庄管理这些小城市和村庄的人便被称为“伯”、“叔”等,一般的成员则被称为“子”或者“男”。
根据西周的这种爵位说法,《春秋》将从其他地域来的国家的首长称呼为“子”,这其中含有轻蔑的意味,意思就是说：一般的诸侯以及股肱称为“伯”,你虽然与他们不同,但就依照一般成员的待遇来称呼你吧。
到了战国时代,这些爵位被加以整理,成为代表领土国家秩序的代名词,这是历史的篡改。其结果就是爵位被分成了公、侯、伯、子、男五等,其中的“子”爵用于楚王等也成了惯例。这也正是《史记·孔子世家》当中说明“吴越的君主称自己为王,而《春秋》将其蔑称为‘子”的缘故。

《周礼》中出现了“盟书”一词，《周礼》是战国时代写成的，而同样的东西在《左传》中被称为“载书”。关于“载”字，其渊源可以上溯至甲骨文记载中祭祀活动的一种。所谓“载书”，也就是“祭祀之书”的意思。
在各国祭祀的时候，人们通常会认为：将互相之间的约定通过某种“形式”确立，就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在祭祀的时候，几乎是不用文字的。“符号”是有的，但是“符号”对于。“形式”的确立究竟有没有起作用就不得而知了。

当一年有十三个月的时候，人们需要考虑应该把哪一个月定为多余的月份(通常所说的闰月)。于是古人固定把十二月定为闰月。因此，第十三个月又被记录为“闰十二月”等。就像现在的人们把四月份定为一个年度的开始(日本的会计/财政年度是从四月一日开始到次年三月三十一日结束)，秦朝使用的是从十月份开始到次年九月份结束的历法，因此闰月就出现在九月之后，这种情况被记录为“后九月”。因此根据国家不同，闰月的叫法也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