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知道了，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

在文明诞生之初,一群来源不同的人,出于移民、入侵或占领等原因聚集在一起。他们血缘不同,语言和信仰也不同。使这些人结为整体的唯一共同的纽带,是某个头领的没有完全得到承认的法律。这些混乱的人群有着十分突出的群体特征。他们有短暂的团结,既表现出英雄主义,也有种种弱点,易冲动而性情狂狷。没有什么东西把他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是野蛮人。
漫长的岁月造就了自己的作品。环境的一致、种族间不断出现的通婚和共同生活的必要性发挥了作用。不同的小群体开始融合成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种族,即一个有着共同的特征和感情的群体,他们在遗传的作用下日益稳固。这群人变成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又有能力摆脱它的野蛮状态。……
在这个阶段,一种包含着各种制度、信念和艺术的新文明便诞生了。这个种族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会逐渐得到某些它建立丰功伟业所不可缺少的素质。无需怀疑,它有时仍然是乌合之众,但是在它变幻不定的特征背后,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基础,即一个种族的禀性,它决定着一个民族在狭小的范围内变化,支配着机遇的作用。
时间在做完它的创造性工作之后,便开始了破坏的过程,不管是神灵还是人,一概无法逃出它的手掌。一个文明在达到一定的强盛和复杂程度之后,便会止步不前,而一旦止步不前,它注定会进入衰落的过程。这时它的老年期便降临了。……
民众就是至上的权力,野蛮风气盛行。文明也许仍然华丽,因为久远的历史赋予它的外表尚存,其实它已成了一座岌岌可危的大厦,没有任何支撑,下次风暴一来,它便会立刻倾覆。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状态发展到文明状态,然后,当这个理想失去优势时,走向衰落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过程。

不过,一旦这种信念得到确立,要想根除它也同样困难。通常只有用暴力革命才能对它们进行革新。甚至当信念对人们的头脑几乎已完全失去控制力时,也要借助于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作用是对几乎已经被人抛弃的东西做最后的清理,因为习惯势力阻碍着人们完全放弃它们。一场革命的开始,其实就是一种信念的末日。

名望的特点就是阻止我们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让我们的判断力彻底麻木。

推动各民族演化的主要因素,永远不是真理,而是谬误。……凡是能向他们供应幻觉的,也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聪明的托克维尔很久以前就说过,执政府和帝国的具体工作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这就是说,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徭役”变成了间接摊派,商号和行会的税款变成了执照费,如此等等。

群体就像古代神话中的斯芬克斯,必须对它的心理学问题给出一个答案,不然我们就会被它毁掉。

没有任何事例能更好地反映传统对群体心态的威力。最不受怀疑的偶像,并不住在庙堂之上,也不是宫廷里那些最专制的暴君,他们转瞬之间就可以被人打碎。支配看我们内必最深处的自我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主人,它可以安全地避开一切反叛,只能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被慢慢地磨损。

不管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是什么,采取的形式都是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并且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也许仅仅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有关的事例是一场伟大的胜利,种大奇迹、大罪恶或大前景。事例必须摆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众面前,其来源必须秘不示人。上千次小罪或小事件,丝毫也不会触动群众的想象力,而一个大罪或大事件却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其造成的危害与100次小罪相比不知小多少。

如果“道德”一词指的是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显然可以说,由于群体太好冲动,太多变,因此它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们把某些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则我们可以说,群体经常会表现出极高的道德境界。

群体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他们认为那不过是软弱可欺的另一种形式。他们的同情心从不听命于作风温和的主子,而是只向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他们总是为这种人塑起最壮观的雕像。不错,他们喜欢践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但那是因为在失势之后他也变成了一介平民。他受到蔑视是因为他不再让人害怕。群体喜欢的英雄,永远像个恺撒。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
群体随时会反抗软弱可欺者,对强权低声下气。如果强权时断时续,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所左右,它便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卑躬屈膝。

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所以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词、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

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一一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间,傻瓜、愚蠢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
不幸的是,群体的这种夸张倾向,常常作用于一些恶劣的感情。它们是原始人的本能隔代遗传的残留,孤立而负责的个人因为担心受罚,不得不对它们有所约束。所以,群体很容易干出最恶劣的极端勾当。

从以上情况得出的明确结论是,只能把史学著作当做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根据的记述,并且混杂着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虚掷光阴。假如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它的文学、艺术和不朽之作,我们对以往时代的真相便一无所知。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我们拥有一句真实的记录吗?我们极可能句也没有。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出什么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

群体对自己看到的事件进行歪曲的方式,好像既多且杂,各不相同,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有着非常不同的倾向,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作为相互传染的结果,受到的歪曲是一样的,在群体的所有个人身上表现出同样的状态。
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出现在所有十字军官兵面前之前,在场的人中肯定有个人首先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推动下,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刻就会被所有人接受。
历史上经常出现的这种集体幻觉的机制历来如此。这种幻觉似乎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性特点,因为它是被成千上万人观察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