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为公众对政治领袖示意或表态提供了最佳途径。推而广之,政治辩论的自由是民主社会的核心概念。…政治家接受批评时应抱有的胸怀,应当比普通个人更加宽广。与后者相比,前者的言行应受到记者、公众更严格的检视,他必须表现出更大的包容。

宪法保护的表达自由权利,在这个人口众多,日趋多元的社会里,无疑是一剂良药。创设这一权利,就是为了解除政府对公共讨论施加的种种限制,将讨论何种议题的决定权,最大限度交到我们每个人手中。我们希望,表达自由最终能够创造一个更有力的公民社会、更优良的政治制度。我们也相信,对言论自由的任何限制和约束,都与我们的政治体制所依赖的个体尊严和自由选择格格不入从这个意义来说,允许这一自由的存在,或许会导致尘世喧嚣,杂音纷扰,各类不和谐之声不绝于耳,有时甚至会有一些冒犯性的言论。但是,在既定规范之下,这些仅是扩大公共讨论范围导致的一点点副作用罢了。容许空气中充满不和谐的声音,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象征。

最后,布伦南大法官提出一项重要观点。那就是,美国不存诽谤政府罪”之说,而且,对政府进行的与私人事务无关的评论,政府不得变“法律魔术”,将这种行为定性为“对政府官员的诽谤”。为此,布伦南大法官认真审查了证明沙利文受到诽谤的证据,认为这些证据存在“宪法缺陷”。不能把对政府的批评,等同于对官员的诽谤。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347 U.S. 483, 492, 495(1954).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全文是：“国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或向政府陈情请愿申冤之权利。”其中，不得立法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内容，又被称为“言论自由条款”或“出版自由条款”。

第四权理论”（the fourth estate theory），源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 1974 年 11月 2 日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一次演讲。他认为，宪法之所以维护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就是要维持一个有组织而且负责任的新闻界存在，使之成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权，真正起到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的作用。这一说法也得到威廉·布伦南大法官的支持。

一个社会对批评之声有多大的容忍限度，往往标志着这个社会有多高的民主程度。

1907 年，大名鼎鼎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在审理“帕特森诉科罗拉多州案”（Patterson v.Colorado）时，仍坚持认为，言论自由条款的“主要目的”，在于防范“事前限制”，宪法“并不禁止对那些危害社会安全的言论进行事后惩戒”。当然，美国宪法能够沿用至今，并被誉为“活的宪法”，靠的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与时俱进，适时根据社会情势变迁，通过灵活解释，不断赋予宪法条文新的含义。到1919 年，霍姆斯大法官已改变立场，认为宪法既严禁“事前限制”，也保障言者不受事后追惩，惟一被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的，是可能带来“明显而即刻的危险”的言论。后来，受勒尼德·汉德法官、哈佛法学院泽卡赖亚·查菲教授等人影响，霍姆斯进一步解放思想，又为“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加上了“迫在眉睫”与“刻不容缓”两个限定，再度拓宽了对言论的保护范围。1931 年，最高法院审理“尼尔诉明尼苏达州案”（Near v.Minnesota）时，政府律师詹姆斯·马卡姆试图用霍姆斯 1907 年的判决意见为打压媒体言论的举措开脱。审判席上，已经九十高龄的霍姆斯大法官微笑着插话：“写那些话时，我还很年轻，马卡姆先生，现在，我已经不这么想了。

一百多年来，类似的价值冲突，以案件形式，在最高法院这个大舞台上不断上演。比如：散发反战传单，是否危及前线将士安危？（“艾布拉姆斯诉美国案”，[1919 年]）穿着写有“操他妈的征兵制度”的外套出现在政府办公楼内，算不算扰乱社会治安？（“科恩诉加利福尼亚州案”，[1971 年]）当众焚烧国旗，有没有亵渎人民对国旗的神圣情感？（“德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1989 年]）州法官候选人在竞选中宣扬自己的司法立场，是否违反了司法伦理？（“明尼苏达州共和党诉怀特案”，[2002 年]）往黑人家里投掷燃烧的十字架，是不是散布“仇恨言论”？（“弗吉尼亚州诉布莱克案”，[2003 年]）禁止节目嘉宾说粗口，是否侵犯言论自由？（“联邦通讯委员会诉福克斯电视台案”，[2009 年]）……在这些案件中，最高法院大法官们殚精竭虑，小心翼翼地标定言论自由的尺度，试图通过一系列判例，在宪法条文、社会现实与价值变迁之间，实现微妙的平衡。

果不其然，8 票对 1 票的投票结果，显示了多数大法官的司法倾向。判决意见由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执笔。判决理由部分，汇集了最高法院历史上诸多言论自由名案的经典判词。比如，“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1964 年]）；“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不只是一种自我表达，更是人民自治的基础”（“盖瑞森诉路易斯安那州案”[1964 年]）；“在第一修正案的价值体系中，关于公共事务的言论位于最高层级，应受到特别保护”（“康尼克诉迈尔斯案”[1983 年]）。罗伯茨认为，费尔普斯的抗议言论的确“令人不适”，标语内容在促进“公共讨论”方面的作用，亦细微到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针对的不是阵亡士兵马修，而是军方的同性恋政策。类似抗议行为，已在 600 场军人葬礼附近发生过，所以，这些抗议应被视为“对公共事务的讨论”。此外，抗议者站立的地方，距离葬礼现场有 1000 英尺，抗议者听从警察指令，既未大声喧哗，也无暴力行为，更没有越界之举。事实上，在葬礼现场，斯奈德虽隐约看到远方有人群聚集，但根本不知道这是针对葬礼的抗议。这也充分说明，死者父亲受到的冒犯，主要来自从电视上目睹的标语内容，而非抗议者对葬礼秩序的直接侵扰。罗伯茨最后总结道，不能仅仅因为抗议者的言论“对死者不敬，或令人憎恶”，就予以限制。他说：“言论威力无穷、可激发人们各样情绪，或令他们怆然涕下，或令他们喜极而泣，而在本案中，某些言论给死者家属带来了巨大痛苦。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为安抚他人伤痛，而令言者有罪。”基于维护言论自由之立国承诺，“为确保政府不压制公共讨论，即使是伤害公众感情的言论，也应当加以保护”。

2010 年 1 月 21 日，大法官们在“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中，宣布企业亦拥有言论自由，解除了对企业以投资拍摄“竞选广告”形式介入政治选举的限制，激起总统、国会的强烈反弹。1 月 24日，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发布首次国情咨文时，一反“三权分立，和和气气”的规矩，公开谴责了这一判决。

2010 年 4 月 20 日，最高法院又在“美国诉斯蒂文斯案”（United States v.Stevens）中，宣布国会一部禁止传播包含虐畜内容的音像、图书制品的法律违宪，得罪了大批动物保护人士。

“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

在美国，参与公共讨论是一项政治义务，“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如同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因此，除非媒体蓄意造假或罔顾真相，官员不得提起诽谤诉讼。

尽管存在滥用自由现象，但从长远来看，这些自由在一个民主国家，对于促成开明的公民意见和正当的公民行为，可谓至关重要。

政府官员名誉受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压制自由言论为代价进行救济。

宪法保护的表达自由权利，在这个人口众多，日趋多元的社会里，无疑是一剂良药。创设这一权利，就是为了解除政府对公共讨论施加的种种限制，将讨论何种议题的决定权，最大限度交到我们每个人手中。……允许这一自由的存在，或许会导致尘世喧嚣，杂音纷扰，各类不和谐之声不绝于耳，有时甚至会有一些冒犯性的言论。但是，在既定规范之下，这些仅是扩大公共讨论范围导致的一点点副作用罢了。容许空气中充满不和谐的声音，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象征。

当人们意识到，时间已消磨诸多斗志，他们才会更加相信，达至心中至善的最好方式，是不同思想的自由交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确定一种思想是否真理，就应让它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接受检验，也仅有真理，才能保证我们梦想成真。

国家的终极目的，是协助人们自由、全面地发展；在政府内部，民主协商的力量，应超过独裁专断的势力。……自由思考，畅所欲言，是探索和传播政治真理不可或缺的途径。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所谓理性商讨就是一句空话。

正确结论来自多元化的声音，而不是权威的选择。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看法现在和将来都是无稽之谈，然而，我们却把它当作决定命运的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