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可以用来叙述语言

从现代心理学上来讲,适应环境这个过程并不是一种怡然自得、不闻不问、不顾世事、静止的乐趣。它是一种富于动力、每时每刻都在变更的过程,不但包括改变自己的感情以适应环境,还包括改变目前的环境以适应自己的个性。达到和维持适状态的方法越多,对环境的适应也就越加成功。文学似乎是现成方法之一。

第二,当我们说一篇感动性的文字是“真的”时我们并不是说就科学观点而论它是“真实的”。我们的意思可能只是自己赞成那些文字中表达出来的情绪;或者相信那些文字真切地表达出了某种态度;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相信那篇文章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态度,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社会习俗和个体行为。“真”这个字几乎有无穷多的意思。一般人认为科学和文学或科学和宗教免不了要发生冲突,这些人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把世界上的东西分成相反的两类:黑和白,真和假,好和坏…在这种人看来,倘若科学是真的,文学或宗教就是胡闹;倘若文学或宗教是真的,科学就只是“莫名其妙,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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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在人生和文学里,都有许多情况需要我们不要拘泥字句,因为这些字句真正的意义常常会比它们表面的意义更聪慧,更好懂。我们之所以会对世界、人类和民主政治抱有许多悲观看法,至少有部分原因就是由于我们无意中把象征语言的标准应用到前象征的言辞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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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我们说话或者写作，无法决定用哪一个字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字典内记载的某个字过去的意义当作指导。可是我们不应受它的约束,因为新的情势,新的经验,新的发明,新的感情,随时都在迫使我们用旧的字来应对新的用途。例如,古时候的“钟”只能代表用来敲打出声的铜铁器,现在它则也指“时钟”。再如,古时候的“牢”指
的是养牛马等牲畜的地方,现在它则是指关押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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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可能写出一个公正的报告呢?回答是:只要我们使用的是日常语言,就没有达到完全公正的可能;即使在极客观的科学语言里,有时也会很难办到。然而,我们只要能够领悟到某些字词或某些事实会引起何种有利或不利的感觉,打么,就实用目的而言,我们就能达到足够公正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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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立刻作出任何反应，是一个人已经到达成年的表示。可是由于错误的教育、不良的训练、幼年时可怕的经验、陈腐的传统信仰宣传，以及生活中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精神里都有“不健全的领域”，或者说得更好听一些就是“幼稚的领域”。

所有欣赏文学和戏剧的举动，不论是童年时听大人讲童话，长大后看电影或读“文学名著”，似乎或多或少都需要读者在想象里把自已当成故事中的角色，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想象成在故事里描写的环境中生活一样。一个读者能否把自己当成故事里的角色，一半得看这个故事成熟的程度，一半也得看读者本人成熟的程度。倘若成熟的读者无法将自己当成一个美国西部牛仔故事里的英雄，那就是因为他觉得那位英雄头脑太过简单，无法代表他自己，别的坏蛋和情节设置得又太不合乎情理，无法代表他的仇敌、他的问题。但是，一位未成熟的读者在看这同一个故事时，却可能会感到心里有种极其强烈的欲望，想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勇敢的牛仔，由于经验或教育欠缺的缘故，他也许会分不清哪种人物或事情是合理的，哪种是不合理的。

我们之所以会认为有些人“不成熟”，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无法恰切地应对失败、悲剧或是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一件不乐意的事情。甚至是在象征性体验中，这种人往往也无法忍受“悲苦的结局”。所以在大众文学里，一般人都爱看“大团圆”。即使情节悲哀的故事，也非得有一个圆满的结果不可。不成熟的读者随时都要有人向他们保证，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圆满的。
倘若我们是成熟的读者，我们就能通过阅读来提升自己，我们的想象越是扩张，越是运用，就越有再度扩张的可能。渐渐地，我们脑子里的“地图”就会变得更加完备，更加正确，更能代表在许多种不同情形下、不同时期里人类性格和行为的真“地域”。渐渐地，我们因为知识增多，洞察世事，也就能对世界各地的人都产生同情。由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家带到我们面前，让我们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的，有什么忧虑，有什么和我们不一样的感觉。当我们使用这种方法去观察任一时间地点内其他人群的生活，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他们也都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这个发现是一切文明人间关系的基础。倘若说我们在团体关系、工业关系、国内关系、国际关系上仍未变成文明人的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多半还没有看到这一点。